在工业化初期阶段，工业化被理解为：工业特别是制造业，或第二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在要素配置上，则强调“资源和要素配置的主要领域由农业转向工业的过程”。这一理念基本支配了工业化国家初期的发展，因而“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成为带有普遍性的趋向”，并带有强烈的“工业偏好”和“城市偏好”的倾向。

    我国从个五年计划开始，基本按照“农业哺育工业”的方针，迈开了国家工业化的步伐。经历了近50年的曲折和努力，于本世纪初完成了工业化初期阶段的历史使命，从总体上跨入了工业化中期阶段。我国不仅建立起独立的、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还进入了工业化快速发展，工业化水平持续提高的新时期，大幅度提升了综合国力，并逐步实现了人均GDP与工业化的同步推进。但是在长期“工业偏好”和“城市偏好”倾向支配下，也导致了一系列重大的关系失衡，特别是城、乡关系的严重失衡，城市与城镇关系的严重失衡，甚至大城市与中小城市关系的严重失衡，这些失衡又反过来制约了国家工业化前进的步伐。

    发展经济学家们曾指出，在工业化的不同阶段，工业与农业呈现出不同的关系。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拉尼斯和费景汉就强调工业与农业的平衡发展，认为农业不仅为工业发展提供劳动力，而且还要提供农产品剩余。发展经济学家乔根森也突出强调农业剩余对工业发展的作用，认为农业剩余是工业部门扩张的充分必要条件。他们并进一步提出，国家应及时根据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化的程度调整政策，促进工农业和城乡协调发展。

    在工业化中期阶段，工业化的内涵不再是工业部门和城市的单独发展，而是通过工业化，把整个经济系统有机地整合起来，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这时农业和农村不再是工业化的工具，而是工业化的目标和重要内容。在这一发展阶段，“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成为带有普遍性的趋向”。现阶段我国解决“三农”问题的总方针从“农业哺育工业”转变为“工业反哺农业”，积极推进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正是顺应这一新趋势作出的重大战略抉择。在工业化中期阶段，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更多靠外部要素的注入和拉动，特别是要靠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拉动。工业化既为农业增长注入现代物质条件和现代科学技术，提升农业的装备水平和改造农业的生产方式；又为农村非农产业的成长注入新的活力，推动农村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升级；还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和就业开辟新的和更多的空间；工业化带动下的农村产业结构升级，大幅度提高农村综合商品率，从而推动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最终推动农村社会经济的全面进步。城镇化是工业化的必然产物，是现代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结合的必然选择，是经济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城镇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是吸引要素集聚的重要平台，是解决市场需求不足、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和促进农业和农村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枢纽。因此，统筹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是现阶段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路径。而统筹推进“三化”协调发展的“落脚点”则是“县域工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