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参事敏感议题“直通”总理 任玉岭参事接受本报专访介绍，无需经过红头文件，最多10天得到批示
“我觉得年龄限制对参事的工作能力是有要求的，工作能力包括智力和体力。太年轻了资历太轻，太老又力不从心”，张抗抗如此评价年龄特色。事实上，在她被聘为国务院参事之前，她曾一度犹豫，担心影响创作并难以完成参事重任。而陈进玉给予的答复则是“作家如果有一个更大的平台了解时代的发展和进步，对作家的视野和知识结构也是更好的一种促进；而文化界人士对此也会有很好的建议”。陈进玉的话也正道出了目前国务院参事室所呈现的一大趋势，即日益重视文化教育，增加其比重。
在今年11月份新增参事之前，除今年1月新聘任的冯骥才外，现任参事多为经济、金融、社会学等方面专家，而新聘任的6位参事中，文化教育界专家学者占4位，除张抗抗外，还有教育部对外汉语教学发展中心（国家汉办）主任、孔子学院总部总干事许琳；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马力；中国人民大学副校级干部，人大附中校长兼党委副书记刘彭芝，使得现任参事的专业领域已涵盖工业、农业、金融、科技、教育、文化、卫生、外交等各个领域。近期，国务院参事室在外交部的指导下，分别同美国、俄罗斯、欧盟等国家的政府咨询机构建立了联系，从具体的课题入手进行业务的交流和合作，目前已初获成效。“参事室这次是进行一个结构性的调整，增加了教育和文化的比重”，在张抗抗看来，这充分显示出国家和政府对于文化软实力提高以及国民素质提高的重视。
“特权”： 敏感议题直接上报总理
温家宝总理在11月13日向新聘的国务院参事颁发聘书时，嘱托参事们要“求真务实、深入实际”、“独立思考、敢讲真话”。事实上，这是参事室长期以来的一贯宗旨。而“敬老崇文”是参事室的一贯传统，即尊重各方声音，包容各方意见。令参事们引以为傲的证据是，即使1957年打“右派”，国务院参事室也侥幸避免，无人被打成“右派”。
也正是有了这样一个传统，“真话”、“敏感话题”尽管弥足珍贵，在这里却习以为常。令任玉岭记忆犹新的是，2003年他在农业组发言中提出了关于免农业税的建议，并写文建议实现农业上“三大战略、十大突破”。文章讲完，便有报社记者约稿发表，但最终被报社领导否决，原因很简单，因为在报社领导看来，“农业税征收历经2000多年了，皇粮国税，这个没有哪一个中央领导说可以免的”。但在多年之后的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上，却表决决定：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十六次会议于1958年6月3日通过的农业税条例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2002年提出的“药价虚高”，2004年提出“免费义务教育”，任玉岭的多个建议，多年之后均随着一个个国家政策的出台得以实现。
任玉岭的经历只是参事室屡见不鲜个案。资料显示，国务院参事室2006年组织参事进行了14个课题的调研，上报建议26件，国务院领导同志累计批示58人次。据不完全统计，2006年，全国各地上报参事建议、调研报告600多件，参与修订法律法规（草案）和修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140件以上。
一般国务院参事建言献策，都需要交给业务司，打印后以红头文件形式上报国务院。在任玉岭回忆中，所上呈议题得到总理批示，最多不过10天，而一些敏感议题则不必经过红头文件，直接上报总理。
“领导们治国，也需要听到真话”，任玉岭分析说。事实上，早在2004年，温家宝总理在给吕德润参事的信中就专门提写：“‘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希望参事们多了解下情，多反映意见。”仅今年1月和11月，由温家宝总理亲自主持的参事座谈会已开展2次，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马凯和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杜青林等领导出席。
建议颇为敏感，参事们又是如何把握尺度？“我对自己有把握，我提意见，只要动机是正确的，当然也要考虑方法，所以我写的东西，我用数据说话”，任玉岭的经验有四条：非常重视总书记、总理的讲话；学习国外经验；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用数据说话。在任玉岭的口袋里，随身总装着一个用于记录数字的通讯录，无论读书看报，只要有涉及到数据的信息一定记录下来。（南方都市报驻京记者葛倩 实习生陈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