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化路径：各唱各的调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布局城镇化战略甫一落子,各地即掀起推进热潮。

　　12月16日,本报记者从湖北省发改委了解到,湖北正在起草支持小城镇改革发展试点工作的政策,年底即将出台。该项政策将重点通过推进“土地双挂钩”（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的试点,支持省内中小城镇的城镇化发展。

　　“首批试点将选择在'仙洪试验区’和省内试点中心镇推广。”湖北省一名发改委人士告诉记者,到2020年,像仙桃这样的直管市,其城镇化水平要达到60%左右。

　　根据杭州市区域发展规划,杭州将沿着钱塘江打造10座新城,分别为钱江世纪、城东、滨江、钱江、下沙、江东、之江、临浦、临江和空港,这些新城的总面积达441平方公里,预计居住人口将超过400万人。

　　全国新一轮城镇化浪潮中,湖北和杭州路径只是两个缩影。

　　大城市化还是中小城镇化？这个持续争论数十年的老话题,在“扩内需”新背景下发出了新枝。

“城市化”与“城镇化”的一字之差

　　“学界对此已争议了二十年。”北京大学公共经济管理研究中心研究员胡弼华告诉记者。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逐步放开了原有对人口流动的限制,随着沿海出口加工业的兴起,数以亿计的农民进城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中国城市化迅速起步。

　　围绕这一世界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城市化运动,1980年代初期,社会学家费孝通提出“小城镇、大战略”的发展思路。中央起初亦提出了“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的基本政策。

　　“当时这一战略是为了避免出现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大城市病’。”胡弼华说。

　　但这一政策随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小城镇大规模的数量扩张而引发争议。许多学者认为,中小城镇的城市化战略造成重复建设严重、资源利用效能低下,并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他们主张,应该集中精力发展大城市甚至超大城市。

　　“中国和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一样,人口密度大、国土质量不太好,这就需要加强空间的集约利用。日韩两国50%以上的人口都集中居住在2—3个中心大都市。”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常务副院长金祥容对记者说。

　　金祥容举例,浙江省的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800人,相比之下,以中小城镇为主的美国人口密度只有每平方公里22人,而其国土质量远优于中国。

　　论争兴起之时,中国的二元结构问题也渐渐浮出水面。随着经济发展格局的悄然变化,“三农”问题、固有的户籍制度和行政体制问题,成为困扰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桎梏。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城市化进程步伐明显放慢。

　　2008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仅为43%,在全球排名第128位。在迟滞的城市化进程和制度改革困扰面前,关于城市化道路选择的争论暂时消歇。

　　“金融危机使城市化重新被提升至战略高度。”金祥容表示,在“扩内需”的问题上,城市化无疑是一个强大的需求发动机。

　　但此番中央重提之际,“城市化”已悄然变成“城镇化”。一字之差重新引燃官学两界对城市化道路的讨论。

各唱各的调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的一位人士告诉记者,“城镇化”是中国学者创造的一个新词汇,最早由辜胜阻在其1991年的论文《非农化与城镇化研究》中提出。

　　“与'城市化’一样,'城镇化’概念至今亦尚无统一概念。”这位人士表示,近5年来,关于“城镇化”的概念至少20种以上。

　　在概念“百家争鸣”的同时,各地城市化在实践上已经各唱各的调。

　　除了上述的杭州之外,记者从浙江有关地区了解到,浙江的“造新城运动”,其地级市如台州、县级市如慈溪、上虞等都积极谋划新城发展。仅慈溪的新城规划面积就达200多平方公里,相当于其现有建成区面积32平方公里的6倍多。

　　相比之下,“三农”负担较重的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在发展省会等区域中心的同时,更多的精力不得不放在解决县域经济、推进中小城镇的发展上。

　　“在中西部地区,大城市化无法解决'三农’问题。”胡弼华表示,在中西部省份,中小城镇化是推进城乡统筹发展、消除二元结构的有效途径。

　　胡弼华认为,目前中小城镇化面临的最主要障碍,是市场化程度不足的问题。“土地、资本、人力等基本生产要素还没有实现自由流动,这从根本上阻碍了中小城镇化的自然进程。”

　　但对于人口密集的东部沿海地区来说,中小城镇化之路似乎过于。

　　“比如在浙江,空间组织成本就很高,这需要每平方公里的产出也要很高。”金祥容说,成本和收益的问题,使得浙江这样经济发达、人多地少的地区多选择大城市化的道路。

　　浙江省社科院经济所所长徐剑锋则告诉记者,最早在浙江实行的“省直管县”改革后来即遭遇尴尬,尽管县域经济得到加强,但影响了区域中心的资源优化配置。

　　前述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的人士认为,对于城镇化的发展路径,还是需要各地因地制宜科学制定规划,不能全国一盘棋。“这不是'折中’,而是国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