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前中国经济几个热点问题的看法

对当前中国经济几个热点问题的看法

王东京

一、消费品价格上涨：平抑物价不如补贴低收入者

近一段时间，有不少媒体记者采访我，被问得最多的，是居民消费品涨价会否导致通胀？这个问题大，笼统地问不好答。但如果只问近期GPI上涨能否带动膨胀，我的答案肯定，当下消费品价格上涨不会打动全面物价上涨，更不会诱发通胀。

很多人以为，涨价就是通胀。其实不然，通胀会涨价，但涨价未必是通胀。经济学大师弗里德曼说，通胀始终是货币现象。只有当货币供应过量导致货币贬值时，物价上涨才是通胀。反之，若是由于某些商品短缺引起价格上升，则不是通胀。

国家统计局公布，5月份的GPI为3.4%，是通胀吗？不应该是。从数据看，上月的物价上涨，主要是食品涨价所致。据中金公司估计，食品涨价对GPI的贡献为0.24%，其中肉禽涨价对GPI的贡献0.6%；水产品为0.14%，蔬菜为—0.5%；而非食品仅占0.07%。综合起来，食品与非食品使GPI上涨了0.3%。加上去年5月GPI环比是—0.1%，故今年5月GPI与四月环比提高0.4%。

由此看，近期物价上涨有三个特点，一是肉禽涨幅最大；二是食品涨幅超过非食品；三是消费品涨幅超过服务品。究其原因，是去年饲料价格居高不下，生猪饲养成本高，出栏价格低，养猪无利可图，造成今年供给减少；而另一方面，城市肉类需求有增无减，供不应求，肉类价格自然陡升。受其影响，部分消费者转向禽类和水产品消费，于是这类产品价格也随之升高。

显然，5月GPI上涨是由于肉禽供应减少，不是通胀。但问题是，肉禽产品涨价，会不会带动下游产品涨价？会不会令全社会工资上升而加大工业成本，从而诱发价格普遍上涨？理论说，通胀即可由需求拉动，也可由成本推动。而我的看法，需求拉动通胀是对的，但成本推动通胀却大可商    ？

不是说成本不能推动通胀，而是这样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商品全面短缺。马歇尔讲，供求决定价格，没有错。但若商品短缺，价格则由卖方定。道理简单，既然供给不足，皇帝女儿不愁嫁，价格当然要由卖家说了算。通行的做法，是成本加利润。如此一来，上游产品价涨，必使下游产品成本增加，而成本增加，又推动价格上涨，如多米诺骨牌，连锁反应，最终会导致物价全面上涨，货币贬值。

反过来，假如社会上商品普遍过剩，成本则不会推动通胀。比如猪肉罐头过剩，肉价上涨，罐头价格就不会涨。因为天下没有那样蠢的商家，产品卖不动还加价，即便敢加，消费者不肯买，高价也就形同虚设。同样道理，假若汽车过剩，钢材涨价汽车不会涨价；纺织品过剩，棉花涨价纺织品不会涨价；家具过剩，木材涨价家具不会涨价。由此类推，上游产品涨价，下游产品不涨，通胀则不会发生。

商品供大于求，价格转由买方定，是需求决定价格，价格决定成本。举猪肉罐头的例子，若消费者只肯花10元买一听罐头，猪肉涨价，罐头的成本从原来的9.5元增至10.5元，此时厂家若要赚钱，办法是压成本，否则，就只能天天赔钱，直到停产关门。从这个角度看，上游产品涨价，不会带动通胀，而是迫使下游企业改善管理，降低成本。

照此分析，当前中国经济整体过剩，肉禽等食品类价格上涨，不会引起通胀。再说，近年来我们的降级增速达10%，而物价上涨年均不到3%，相比之下，涨幅不算大，经济学说，只要把物价涨幅控制在经济增速之下，都是适度的。既如此，那么人们为何对上月3.4%的GPI如此敏感、谈“涨”色变呢？

我猜测，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对通胀理论不明就理，以为任何时候成本都会推动膨胀；而是传统思维定势，认为食品关系国计民生，价格不能涨。点已解释，不再说；而对第二点，我不赞成。不错，一直以来，农民都是在用廉价农产品保障城市供应，尤其是计划经济时期，政府通过价格剪刀差，让农业为工业积累大量资金。可今非昔比，现在是市场经济，我们为何不把农产品价格交给市场调节呢？

说农产品价格不能涨，是偏见。可以理解，吃惯了便宜的大米、肉禽，现在陡然涨价，很多人会不适应。但不适应，并不意味着农产品就不能涨。只要供不应求，工业品价格可以涨，农产品照样可以涨，这是市场规律。过去农产品过剩，价格下跌，是农民吃亏；现在农产品短缺，价格该涨价却不让涨，还是让农民吃亏。换位思考，站在农民的角度想，这样公平吗？

    其实，农产品价格适度上涨，不是坏事，至少有利于农民增收。多年来，我们希望农民增收，政府也千方百计。而眼下农民有增收的机会，为何不顺水推舟呢？长期以来，农产品比较低，农民不富裕，不是农业天生弱质，更不是农民不勤劳。相反，是为了保证城市需要，政府不仅让农民多增加供应，而且还不断地调控产品价格。

面对肉禽价格上涨，我认为，政府最应该做的，不是动用储备平抑价格，而是补贴低收入群体。食品适度涨价，对高中收入者的影响，其实微不足道，真正需要政府照顾的，只是低收入者。只要低收入者生活水平不下降，食品涨价则无伤大局。至少，政府不应该、也没必要为了让高中收入者能买到便宜的肉禽而牺牲农民的利益。

二、改善国际收支：人民币升值不如适度膨胀

不久前中美举行第二次战略经济对话，汇率问题仍是焦点。人民币币值该不该升？利害攸关，政府当然要慎之又慎，面对美国的压力，央行行长周小川回应：中国已尽力而为。而吴仪总理表态，人民不大幅升值会对中国经济带来负面冲击。大实话，说得好。

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说来说去，摆得上桌的理由，就是美中贸易持续逆差。不否认，美国有逆差，但减少逆差，难道就得要人民币升值？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闻名天下，美国人不会不懂。劳动力价格低廉是中国的比较优势，美国的比较优势在高科技，只要加大高科技出口，互通有无，中美便是双赢。可惜美国扬短避长，用劳动密集产品与中国拼，棋输一着，贸易怎能不逆差？

其实，美国想扭转贸易逆差易如反掌。多年来，中国敞开国门，一直以市场换技术，蹊跷的是，美国不肯调整出口结构，却反逼人民币升值，为什么？再有，人民币升值，中国产品在美国涨价，美国消费者就得多花钱，世上哪有这样的卖家，拒绝物美价廉，而硬逼商家卖高价。表面看，似乎情理不通，但想深一层，醉翁之意不在酒，背后一定另有隐情。

看看20多年前的日本吧。当前日美贸易，日本也是连年顺差。到1985年，美国做东摆鸿门宴，邀请英、德、日、法四国财长到纽约广场饭店开会，中心议题，就是敦促日元升值，尽管日本不乐意，但迫于美国的政治军事压力，有苦难言，只得就范。广场协议前，美元对日元的比价是1：240，1988年升至1：120，而到1995年，又升至1：79，短短10年，日元升了3倍。

日元升值的后果有目共睹。出口受阻不必说；而日本企业为避开升值打击纷纷转向境外，导致产业空心化，政府却始料未及。自此，日本经济开始了10年的衰退。更严重的是，日元大幅升值，还在汇市上给了美国人可乘之机。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美国财团在1985年用1亿美元兑换了240亿日元，等到1988年，日元升值一倍，那么用240亿日元就可换回2亿美元。不计利息，仅在汇市一个来回，三年赚一倍，而日本，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财富被美国掠走。

日本是前车之鉴，我们怎可重蹈覆辙？在前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北京论坛上，欧元之父蒙代尔振聋发聩，指出人民币大幅升值是灾难性想法，那是让中国经济自杀。他细数人民币升值之弊，达12条之多。

问题是，货币问题错综复杂，政府该如何取舍才能趋利避害？

经济学说，资金自由流动、政府自由发钞权和汇率稳定，三者之中，最多只能取其二，不可同时兼得。假如一国要有自由发钞权，又要保持汇率稳定，那么就得限制资金流动。反之，选择了汇率稳定，同时允许资金流动，政府就不得自由发钞。显然，对中国而言，不可能限制资金流动，因为我们不可能闭关锁国，要稳定汇率，办法就是限制政府发钞权。

由此带出的困难是，由于中国外贸持续顺差，外储过万亿，加上国际游资的涌入，外汇供大于求，本币必然有升值压力，为了减压，央行不得已，只好被动地发行本币。可这样做，国内流动性会过剩，通胀势难避免。为了控制通胀，政府别无法则，必须回头压缩流动性。麻烦在于，压缩流动性虽可治通胀，但同时会推高币值，汇率又稳不住。

这正是我们的难题。按下葫芦起来瓢，怎么办？最近看文献，国内学者见仁见智，说法不一，而主流的观点，是压缩流动性。对此主张，我并不反对。但我认为，在稳定汇率与控制通胀之间，近期应先稳定汇率。尽管通胀会危害经济，需要警惕，但相比汇率上升，危害要小得多。何况在当前情况下，保持适度通胀不一定是坏事。

当下中美贸易摩擦，说到底，是我们的产品在美国市场卖得便宜。如果稳定汇率而保持适度通胀，国内价格上涨，出口价格则水涨船高，这样一来，既可堵住美国的嘴，又可避开人民币升值的冲击。与此同时，出口价格上涨，还会促使国内企业从价格竞争转向质量竞争，从而带动技术升级与产业转型。

从国内经济看，中国经济要持续高增长，一个前提，就是扩大消费。中国人口多，消费潜力大，关键是如何去拉动。比如，消费者有个普遍的心理，买涨不买跌。物价看涨，人们就抢购；物价看跌，便持币观望。由此推，政府要拉动消费，适度通胀就不失为一个办法。这几年房地产热销不退，其中重要原因，就是房价看涨。

当然，这并不是说可以放任通胀。凡事皆有度，通胀过高，也会给经济造成致命打击。所以要提醒的是，政府可以利用通胀，但必须调控有度，而且即使是适度的通胀，政府也得有补台的措施，至少有两点，一是提高社保标准；二是加息。前者可保护弱势群体，后者可维护储户的利益。

概言之，面对汇率上升与通胀，我选通胀，并非我赞成通胀，而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好比破财与丢命，很多人选破财，并非人们喜欢破财，而是丢命的代价更大。

三、防范高通胀：加息不如控制货币供应

上文说，适度通胀不是坏事，但通胀率过高，对经济绝对有害无益。据两个月前的数据，国内整个银行体系存款余额为35.9万亿元人民币，而贷款余额为24.8万亿，闲置资金达11万亿。经济学说，流动性过剩，会引发通胀、导致经济过热，因此，为了防范高通胀，政府也应当重视流动性过剩问题。

要讨论的是，减少流动性，政府该如何处理？学界一直有人献言，建议央行大幅加息。我的看法，央行发行定向票据或提高存款准备金，都可回笼货币，办法对。但加息如何能减少流动性？简单的推理，流动性过剩，表明货币供给过多，而推高利率，只会减少货币需求，供应未变，流动性怎样减少？

我与加息观点的分歧，在对利率的认识。现在的经济学教科书，众口一词，说利率是政府调节经济的工具。利率是工具吗？老实说，我有疑问。因为按教科书的解释，利率是货币的价格。既然是货币之价，那么利率得由货币供求决定，政府怎可认为加减？奇怪的是，对一般商品价格，大家反对政府插手，可为何对货币价格，却反而希望政府操纵呢？

其实。我并不同意利率是币价之说。我的观点，货币的价格，不是利率，而是它的购买力。比如，一把斧头的价格是10元，那么反过来，则可说10元货币的价格是一把斧头。是的，作为固定充当等价物的商品，货币之价，只能用所购得的物品数量去表现。

还有个证据，可以支持上述观点。读经济史便知，利息的出现，不仅要早于货币，而且在没有货币的地方，付息现象也比比皆是。早年在中国民间，实物借贷很普遍，春借粮两斗，秋还两斗半。那多还的半斗，自然是利息。半斗“利息”除以原来借的两斗，比值就是利率。在这里，我们根本看不见货币，但利率却照样有，显然，利率是币价的说法不可信。

利率不是币价，但这也不是说，利率就可由政府操控。决定利率高低的，除了借贷之数，还有利息质量。那么利息为何物？它如何定？对此，有两位经济学家不可不提，一位是19世纪末奥地利的庞巴维克，他说，由于现在的钱贵于将来的钱，若现在想要提前预支将来的钱，那么就须付价差，这个价差就是利息。即是说，利息是货币的时滞之价。

另一位是美国的费雪。在庞巴维克比，费雪的观点大同小异，但角度不同，引出的含义也不同。费雪说，虽然人性普遍不耐，但成都却又高低之分，有人和不耐，有人稍耐些。于是，不耐的人要即时享受，就得用将来的期货交换稍耐人的现货，为达此目的，不耐的一方必须给稍耐的一方付息，简言之，费雪认为，利息是“耐”的报酬，“不耐”的代价。一个人越不耐，所付利息就越多，利率也就越高。

我赞成费雪的分析。仔细想，的确是不耐程度决定了利率。比如战乱时期，人们生死难卜，前景暗淡，于是不耐上升，利率通常被推高；反之，太平盛世，人们丰衣足食，人心安定，不耐下降，利率也下降。另一个例子，是国债利率与银行利率。为何国债利率通常要高度银行利率？原因是政府不耐，要着急找钱弥补赤字。再有，当下国内民间借贷利率为何也普遍高于银行利率？答案是银行审贷繁琐、时间长，有人不耐等待，宁愿支付更高的利息。

类似的例子多，不必再罗列。重要的，是费雪的利息理论究能给我们哪些启示。大致说，我认为有三点：首先，利率是由不耐决定，与货币供应无关。上面的例子，国债利率均高于银行利率，并非货币供应有何改变，而是政府与厂商的不耐导致了利率差别。由此推出的政策含义是，央行抬高利率，不能减少货币供给。换句话说，流动性过剩，不能用加息来解决。

其次，影响不耐的因素都是影响利率。比如出现了通胀，人们预期未来物价会大涨，不耐程度加剧，于是纷纷贷款消费。如此寅吃卵粮，利率肯定被拉高。这也是为什么通胀时期美联储要加息的原因。通行的说法，美联储加息是为了控制通胀，其实不然，恰恰是通胀引起了加息，加息只是通胀的结果，不是压制通胀的手段。弗里德曼说，通胀始终是货币现象，控制通胀的惟一办法，是收紧货币供应。

再次，脱离不耐价高利率对经济有害无益。还是举通胀的例子。假如基点利率4%，而通胀指数2%，那么市场利率应升至6%。但如果为了压制通胀，央行把利率提高到8%，结果如何？那一定是贷少存多。问题是，银行高息吸存却不能贷出，岂不要被憋死？若银行不想关门，自会设法变通。但只要银行把钱贷出去，需求就不会减少，政府控制通胀，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综上分析，利率只是市场信号，并非政府可以摆布的工具，因此，那种认为加息可压缩流动性的观点是错的；认为加息可压缩通胀的观点也是错的。对付通胀，关键在压缩流动性；而减少流动性，治本之策是增加进口、调减外储以控制货币发行。不然，货币源头管不住，总在下游动脑筋，东堵西堵，流动性仍会泛滥成灾。

（本文作者：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

                            责任编辑 林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