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调整投资方向结构重视基础产业 不深化制度改革技术创新就是空话
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院长刘迎秋
经历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经过各方面的努力，今年的“保8”目标基本已无悬念。但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结构调整已成为越来越多学者的共识。如何认清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危机之后，我们还面临哪些问题和挑战？日前，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院长刘迎秋。
结构调整是历史任务
问：您如何看待中国目前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
刘迎秋：时代判断对于我国经济发展与改革至关重要。全球金融危机虽然到目前为止还在延续，但衰退有所缓解，危机后的问题提到日程。实践迫切需要我们对走出这场危机后我国所处时代做出一个较为科学的判断。
我国人均收入目前已经达到了3200多美元。按照主流经济学的看法，一国人均收入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阶段，是结构变动最为剧烈的阶段。这是就一般国家而言的。在中国，即使人均收入超过了3000美元，它也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结构调整仍是其经济发展不可跨越的历史任务。
问：结构调整包含哪些内容呢？
刘迎秋：我国结构的调整，不仅是指经济结构的调整，还是指社会结构、文化结构等方方面面的调整。经济是基础，因此经济结构调整要放在首位。经济结构调整，包括产业结构、产权结构、企业组织和市场结构，等等。但必须看到，调整必须付出代价。不仅老百姓要有付出代价的准备，企业也要有付出代价的准备，政府尤其需要有付出代价的准备。
问：您所说的“政府应该付出的代价”是什么？
刘迎秋：比如4万亿政府刺激经济计划，开始时重点投向国有部门为主体的“铁、公、基”等基础产业是对的，但是，一旦经济回升转暖，进一步向前发展，就需要考虑调整投资方向和结构,不能忽视基础产业，但必须考虑加大向非基础产业和非国有企业投资的力度。
政府要付出的一个重要代价，就是要逐渐从生产性投资领域退出，逐渐转向通过财政投资支持和引导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成长上来。这也就是说，政府的财力不再是像过去那样更多地直接用于“铁、公、基”，而是更多地用于为中小企业发展创造更健康的成长环境。除此以外，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尽可能通过财政的再分配功能，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把更多的财政收入用在调节收入分配关系等方面来。付出这个代价，不在于政府花了多少钱，而在于政府必须准备更多地从直接投资领域转向公共服务领域中来。
垄断与反垄断斗争会加剧
问：您认为，后危机时代垄断与反垄断斗争会进一步加剧，不同利益集团的矛盾需要科学调解，根据是什么？
刘迎秋：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这个矛盾的范围不是缩小了、程度不是减轻了、冲突不是弱化了，而是矛盾进一步强化、冲突进一步深化了。
举例来说，最近关于光伏发电过剩、风力发电过剩、多晶硅生产过剩的报道不绝于耳，好像真的是太阳能和风力发电的能力已经远远走出了发展的需要，出现了生产过多和过剩的矛盾。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回事，更不是我国的绿色能源搞得太多了，而是远远不够。如果中国到处用的都是风力发电和光伏发电，就用不着进口那么多的石油和天然气等非再生能源，从而也就不需要搞那么多煤矿、有那么多污染了。那么，为什么会在我国风力和光伏发电比重仍然很小的时候，出现这么强的反对发展这类产业的舆论压力呢？非常值得深思。
矛盾的背后是垄断和反垄断，利益集团与利益集团间的矛盾与冲突。这是这个时代面临的一个挑战。垄断与竞争之间、不同利益集团或者说主体之间，矛盾和冲突如何解决，如何实现二者间的动态均衡，我们必须正视与科学面对。正确看待并科学地调解上述矛盾、问题与冲突，将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与改革面临的一个新的重大课题。
技术创新需要制度支撑
问：为什么说后危机时代还是一个产业升级需要技术支持的时代？
刘迎秋：当前我国产业的升级，免不了资本增密，产业升级需要增加资金投入，投资也会因此而出现持续增长，资本有机构成也会相应提高。但是，产业升级的成功，不在于资本的增密和资本的无效率集中，而在于把更多的资本投入技术转型与升级上来。这里的技术，不仅包括直接生产技术，也包括人本身，即所谓人力资本的投入。如果没有技术强有力的支持，产业升级难免失去方向。增大技术投入，是当前这样一个时代实现产业升级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
问：技术的升级除资本投入外，最需要的是什么？
刘迎秋：技术创新需要制度支撑。不要以为改革搞了30年，改革的任务就完成得差不多了。实际上恰恰相反，改革的任务远未完成。经济体制改革任务不仅没有完成，还产生了很多新的需要改革的对象和内容。没有一系列制度的改革，不深化这些制度的改革，技术创新就是一句空话。产权制度不健全，知识产权得不到制度保护，技术就无法实现创新。
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这次国际金融危机证明，制度创新，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技术创新的根本支撑。必须把改革继续深入下去，把制度创新继续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