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化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化变迁

谢武军

       改革开放使我国的经济基础、体制环境和社会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也使我国的文化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主要体现为：

        一、文化领域关键词的变化

     30年来，我国文化领域的关键词处于不停的变化之中。从党的文化观和领导、管理文化的视角，其变动轨迹大致如下：思想阵地、文化战线、意识形态领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先进文化——文化产业、文化事业——文化生产力——文化体制改革——文化创新——文化权利——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软实力……文化领域关键词的变化反映了时代、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变化，反映了社会矛盾的变化。

    我们党曾长期用经济、政治、文化三分法来区分社会生活的不同方面。建国初期，“文化建设”、“人民文化”、“教育普及”、“扫除文盲”、“戏曲改革”等词语曾经一度成为文化领域关键词。随着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文化建设的关键词变成了“文化战线”、“思想阵地”等等。1979年9月，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首次使用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个概念。一个月之后，邓小平在第四次文代会的祝辞中再一次使用了这个概念。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用专门的篇幅阐述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问题，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作了《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精神文明是比意识形态更加宽泛、更加平和的概念．提出这个概念，有助于加深人们对精神现象和精神生产的全面理解，有助于改善我们在国际上的文化形象。 

    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提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概念。“社会主义文化”比“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内涵更丰富，表明党的文化视野进一步扩大。在世纪之交，江泽民把“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作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容之一郑重提出，将其也视为我们党的执政之基和力量之源。

    在计划经济和把文化与意识形态划等号的时代，文化被看成是只产生思想影响而不创造经济利益的东西，文化部门是清一色的事业单位。在20世纪80年代初，马克思首创的“精神生产力”概念重新引起人们注意，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命题。但当时人们还只是将能够转化为物质生产力的精神生产视为生产力。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图书发行的第二渠道和演艺市场带动，文化的经济功能日益凸显。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化产业已初具规模。西方文化产品的大量涌入和畅销，使中华民族文化在国际国内都面临严峻的市场竞争压力。十六大首次把“文化产业”写进党的文件。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文化生产力”概念。“文化生产力”比“精神生产力”概念更加宽泛。如今，文化产品、文化服务、文化消费、文化市场、文化资源、文化产业、文化生产力等词语已成为文化领域出现频率极高的关键词。

    2001年7月，在庆祝建党80周年的讲话中，江泽民次使用了“文化创新”的概念。党的十六大以来，面对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以及我国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党中央强调用创新的精神来解决发展中的问题，着重突出理论创新、科技创新、教育创新、文化创新、体制创新等问题．并相继提出人才强国战略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党的十七大特别强调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在时代的高起点上推动文化内容形式、体制机制、传播手段创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

    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首次涉及“文化管理体制改革”问题。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地将“文化管理体制改革”变为“文化体制改革”。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以专门篇幅论述了文化体制改革问题。2003年6月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研究部署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并选择九个省市和39个宣传文化单位进行改革试点。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文化体制改革的价值取向——根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进一步革除制约文化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促进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增强我国文化的总体实力。2005年12月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意见》，对文化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原则要求和目标任务作了进一步明确，对文化体制改革作了更加全面的部署，文化体制改革在全国逐步推开。

    党的十六大以来，针对公益性文化事业建设一度滞后甚至萎缩，区域之间、城乡之间、贫富之间的文化差距越拉越大的现实，党中央把“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列为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要坚持把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作为保障人民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这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在文化建设上的体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发展文化事业关系民生，是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组成部党和政府已经承诺，要按照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原则，合理配置、交化资源，向所有公民提供大致相同的文化服务，并提出建立公共教育服务体系、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的新概念。

    党的十七大报告次提出“文化软实力”这一新概念。文化软实力包括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两个方面，是对文化功能的，全面概括。它既包括文化创造力、文化生产力、文化消费力、文化影响力等方面可以用知识产权、文化市场份额、对GDP和人均产值的贡献等数字和规模来衡量的部分，也包括文化在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凝聚力，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和文明程度方面的无法估量的巨大作用。  

    二、文化建设指导方针的变化

    1．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建设纲领的确立。1940年1月，毛泽东在延安提出，中国共产党所要建设的中华民族新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确立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纲领。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根据时代的要求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在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融合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和三个面向的文化思想，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建设的纲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个文化建设纲领表明了我国当代文化的性质、特征和价值取向，以及它与20世纪中国现代新文化的继承关系。这个文化纲领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适应、与中国全面现代化的追求相一致，为全球化时代国际文化冲突中中国文化的发展指出了正确的方向。这个文化纲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经济政治改革目标一道，构成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完整的发展目标体系。

    2．“二为方向”的重新表述。新中国成立时我党曾经确立文化工作“为人民服务，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方向。1957年，毛泽东又有“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和“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服务”的提法。在极左政治的影响下，“二为”一度变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缩小了服务的范围，限制了服务的内容，影响了文化的健康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1980年7月党中央废止了“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文艺从属于政治”、“政治标准，艺术标准第二”等错误的提法，把我国文化建设的总方针重新改变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3．“双百方针”的实践。“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在总结国际国内文化发展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由毛泽东率先提出、而由中共中央在1956年所确定的关于科学和文化工作的基本方针。1957年夏季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使“双百”方针的贯彻受到干扰和损害，“文化大革命”中，“双百”方针被彻底废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为了真正实践“双百”方针，邓小平坚决废止了政治运动、政治批判的方法，创造性地提出用教育和法律的手段解决思想问题和消极现象的新思路。20世纪90年代初，在苏东剧变以来的国内外形势下，邓小平提出在国际“不打架”、在国内“不争论”的意识形态策略。江泽民将“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具体化为“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并提出“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等意职形态策略。这些思想与策略体现了高度的政治智慧，具有很大的包容性。我国一元指导、多元共存的文化生态得到恢复与形成。

    4．从两个“尊重”到四个“尊重”。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邓小平的反复呼吁和倡导下，“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成为我党一条重要的文化政策，在党内和整个社会造成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新风气。党的十六大继承发展邓小平的思想，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方针完善为“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十六字方针。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把全面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不断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首要条件。创造力是文化繁荣的源泉，一个富有创造活力的社会必然是高度文明、民主与富强的社会。

    三、文化现实的巨大变化

    30年来我国的文化现实只能用巨变来形容，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文化现实。它既丰富多彩、生机勃勃，又复杂多变、良莠纷呈。限于篇幅，仅列举如下：

    1．一元指导、多元共存的文化生态初步形成。经济基础、分配方式、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带来利益的分化与思想的分化，在当今中国，已经初步恢复和形成了一元指导、多元共存的文化生态。其表现为，(1)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全面渗透、宗教的复兴、传统文化的复活、民族民间地域文化的复苏成为四大潮流；(2)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草根文化众声喧哗，互相激荡。

    2．市场导向发生重要作用。文化与市场经济相互结合、相互渗透是30年来一个重要的文化发展趋势。这种趋势一方面沟通了文化艺术的生产与消费，促进了文化产品的流通与传播，调动了社会各方面投资文化建设的积极性，满足了人们多方面的文化生活需求，推动了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市场法则”也逐渐制约了文化领域的各种活动，文化市场化商业化的势头难以遏制，对经济利益的直接追求成了一种文化现实。市场价值，如发行量、排行榜、码洋、收视率、点击率成为判断文化产品价值的准则，文化产品数量急剧膨胀而质量下降，浮躁之风流行，文化原创力受挫。

    3．信息技术全面融入文化生产、文化传播、文化消费全过程。中国在信息技术方面巨大的进步，明显缩小了中国与西方的数字鸿沟，对中国的经济政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也带来一些新的文化现象：文化生产、文化传播、文化消费的方式发生重大变化；信息传播的规模、速度和自由度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公共舆论空间得以形成；网络文化、手机文化、动漫艺术等新的文化样式得以产生；网络服务产业、数字游戏产业、电脑动画产业、移动内容产业等新兴文化产业得以出现。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统计，截至2008年6月底，我国网民数量达2.53亿，首次大幅超过美国跃居世界位。(但我国互联网普及率只有19.1％。仍然低于21.1％的全球平均水平。)我国网民中接入宽带比例为84.7％，宽带网民数已达到2.14亿人，宽带网民规模为世界。我国已经有近四亿手机用户。中国人的学习方式、娱乐方式、交往方式甚至生存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

4．西方文化资本、文化产品进军中国文化市场。在电影、电视剧、动漫、电脑游戏乃至图书出版市场，我国的进出口贸易额尤其是版权贸易额逆差巨大，在国际国内文化市场所占有的份额和自己悠久的文化传统以及经济政治地位极不相称。由于“全球大众文化的动力室在西方，而且总说英语”，信息不对称或信息失衡在文化传播方面表现得十分突出，甚至许多普通中国人对西方的了解超过许多西方政治家对中国的了解，西方媒体可以毫无顾忌地将中国“妖魔化”，而不受他们本国舆论的质疑，从而使中国的国际舆论环境相对弱势。如何保持中国文化传统的延续性，提高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实现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是我们在文化上面临的紧迫的现实问题。

 5．外国模式的现代化城市化正在消解民族地域文化特色。我们在30年高速现代化城市化过程中，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由于缺乏文化自觉，许多地方大拆大建，斩断了城市文脉，体现在衣食住行方方面面的民族地域文化特色“旧貌换新颜”，变得“千城一面”。传统风格一旦变异，历史文化遗产一旦毁损，人居环境一旦破坏，就不可再生，这是文明的损失和历史的遗憾。提高各级领导的文化自觉和历史责任感迫在眉睫。

    6．文化事业一波三折艰难前行。1977年7月，邓小平自告奋勇主管科教工作，在“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文化废墟之上开始了新时期的文化建设。1977年底恢复高考，成为文化事业复苏的个信号。1978年3月，党中央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拨乱反正，唤来了科学的春天。邓小平同志在这次大会上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等论断。1978年4月党中央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推倒了“两个基本估计”等污蔑不实之词，实现了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1978年部分中外名著开禁，出版界、报刊业恢复生机。1979年10月邓小平出席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并发表了《祝词》，彻底否定了所谓“文艺黑线专政论”，极大地抚慰了饱受摧残的文艺家们的心灵，鼓舞起他们的创作热情。一时间，文化界欣欣向荣、奋发有为，全社会重视文化、尊师重教、勤奋学习。教育、科技、文学、艺术、群众文化事业进入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颇有文艺复兴的气象。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政策和市场的冲击，文化事业发展出现停滞甚至衰退。教育经费投入长期仅占GDP的2％点多，而且大多投向了城市和高等教育。从1985年到2002年，实行了17年的“地方负责，分级管理，以乡为主”的九年义务教育发展体制，使农村义务教育实际上成了农民自己办的教育。公共文化事业投入逐年减少。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市场法则使资金、人才迅速向回报率高的发达地区和城市聚集，更使西部和农村的教育文化事业雪上加霜。教育乱收费使“读书难、读书贵”成为压在老百姓身上的一座大山。所谓“以副养文”、“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等模棱两可的政策，使许多公共文化设施和公益性文化机构成了少数人赚钱的工具，群众文化体育活动长期无法开展。在市场、GDP和政绩的拉动下，有些地方急功近利，把承担公共文化服务职能的机构当成吃财政饭的包袱而一卖了之。

    文化事业是文化创造、文化传承、人格塑造的主渠道，承担着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生理心理素质的神圣职责。文化事业的滞后和衰落，必然导致机会不公正，影响人的现代化和人的全面发展，并加重了20世纪90年代巨大的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精神解体和价值崩溃，引起全社会的强烈不满和深切关注。十六大以来，党和政府采取种种措施促进文化事业的发展。2002年4月中央政府决定，农村义务教育按照“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运行，农村义务教育从主要由农民承担转到主要由政府承担。2007年党和政府把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国家财政保障范围，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杂费，对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和补助寄宿生生活费。2008年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杂费。中央财政在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国有艺术院团、群众文化活动等公共文化事业方面的财政拨款和文化事业基建投资逐年增加。各地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图书馆向全社会免费开放。加大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加快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农村电影2131工程等文化建设项目。公共教育服务体系、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公共体育服务体系正在建设之中。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政策举措将使文化事业再度复兴。人民将在自由享受国家所提供的文化设施、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过程中，得到教益，得到精神愉悦与满足，从而进一步增强社会共识和文化认同。

    7．文化产业从无到有迅速发展。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我们搞的是产品经济，文化市场实际上是萎缩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文化市场重新活跃起来，逐渐形成门类齐全的文化市场体系。文化经纪人、文化商人成为一种有吸引力的职业，文化产业吸引了大量经营者与从业人员，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近两年，文化产业仍在快速发展，已经高于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文化市场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产业已经成为第三产业中举足轻重的部类，并必将成为中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2005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意见》提出了我国文化产业“两个体系、两个格局”的发展目标：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完善的文化创新体系，加大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积极应用先进科技手段，推进内容创新，使原创性文化产品在市场上占有重要地位；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形成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文化开放格局。2006年以来，几乎所有的省市自治区都把发展文化产业列为“十一五”规划的一个重点。文化产业对不同地区的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都将起到重大推动作用。

    然而，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文化产业对GDP的贡献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开发自主知识产权的能力和创造文化内容的能力仍然薄弱。要认识到丰厚的文化资源、巨大的文化市场是我国发展文化产业的优越条件。市场经济的开放性使中国的文化市场已经成为国际文化市场的一部分，扩大内需，首先占领国内文化市场，不仅在文化上，而且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显得尤其重要。

    8．高等教育跨进大众化门槛。1977年，邓小平以伟大政治家的魄力决定恢复被中断十年的高考。1996年，中国高等教育试行并轨招生，高校学费开始增加。1997年，高校全面并轨，学费年增长幅度达到了30％，甚至50％。1999年，鉴于高速发展的经济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中国决定大幅度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据教育部权威发布，2006年，普通高校招生540万人，高等学校在学人数2500万人，在学规模先后超过俄罗斯、印度和美国，成为世界，毛入学率为22％，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与此同时，高校硬件建设跟不上、合格师资紧缺、教学质量下降、评估弄虚作假、高学费与就业难等问题也引起社会非议。   

    上述种种文化现象都是社会转型期的时代环境的产物。我们这个时代有很多特点，但是归纳起来，最根本的是三个特征：全球化、多元化、市场化。三个时代特征造成形形色色的文化现象和错综复杂的文化关系，归纳起来，是三个主要的矛盾关系：“古今中外”关系、一元指导与多元共存的关系、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如何正确把握和处理这三大文化矛盾和文化关系，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考验，是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文化建设需要始终面对的历史课题。 

                            (本文作者：中共中央党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