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文化革命与意识形态领导权
网络文化革命与意识形态领导权
中共中央党校“党的领导与意识形态建设”课题组
当今网络软、硬件技术不断升级换代，新媒体迅猛发展，导致了文化传播形态的转型，这就是“网络文化革命”。“网络文化革命”对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提出了新的挑战：在国内层面遇到的主要问题是普通网民思想表达的多向度、分散化和不可控性；在国际层面遇到的
主要问题是敌对势力对我图谋的“西化”、“分化”和政治多元化。有人预言，假如将来有什么能动摇我党的执政权威，除了腐败问题外．就有可能是“网络文化革命”。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醒!
一、网络文化革命正在改观世界经济政治和“媒体公共领域"
网络文化革命不仅融合了以往所有的文化传播形态，而且正在颠覆人类传统的工作生活方式、经济交易方式和政治博弈方式以及意识形态领导方式。网络技术革命不但使内容低成本协同(标志是TCP／IP)，而且使商务低成本协同(标志是ebXML)，越来越多的人离不开互联网了。开始是E—mail之类的简易通讯系统，然后过渡到博客和社群论坛，再后来是计时通讯软件热潮，现在三维虚拟世界时兴起来了：“ PS Home”是大众的虚拟娱乐场所；“XbOX Live”是实用的交流工具和大集市；特别是
更重要的是，网络新媒体发展对政治的直接影响也越来越大。如美国2004年大选时，许多媒体如YouTube还未出现，也没有最的政治博客Huffington Post鼓励公民变身记者。到2008年大选时，奥巴马在Facebook拥有230万忠实的追随者，不仅通过网络筹集竞选资金．还将竞选战场拉到YouTube上，上传了大量宣传竞选者的视频短片。TubeMogul调查公司的数据显示，在YouTube上观看奥巴马或麦凯恩的视频多达23亿次，39％的注册用户在线观看了与大选相关的视频。新媒体不断更新大众获得政治新闻的方式。在互联网世界里．某种意义上人人都是“把关人”和“档案管理人员”。网络把政治人物放到显微镜下，没有人能够准确估量网络言论的潜在影响。
尽管有严密的监管和审查措施，互联网还是中国最自由的公共空间。网民从新浪、搜狐、网易等大量民营的新闻门户网站，能接触到的信息远远超过了规定的标准内容。一些灰色地带时常会有擦边球可打，这更吸引眼球。因为社情民意往往由此集散和放大，使新型参政议政和民意表达进入一种新境界。这也促使当政者或者当事人不得不参与网络互动，使上网成为人们继读书、看报、听广播、看电视之后的“第五习惯”。近年来关于危机事件的应急处理效率明显提高。如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与罢工者举行了电视台直播的现场对话，对话的视频通过网络广泛传播，罢工司机很快返回了工作岗位。2008年南方雪灾、西藏暴乱、汶川地震以及全球金融危机等等，都验证了中国执政党应对挑战的胆识和应用网络新媒体的效能。开放的网络，还让原本属于网民个人的偶发或亲历事件，能够瞬间大面积传播，甚至上升为社会公共事件。无论是好人好事还是坏人坏事，都可即时被报道和传播。最近国内几个引起轰动的新闻事件，都是从网民披露和论争开始的，“网民报道”已初显公众监督威力和新媒体的舆论影响力。
二、网络文化革命造就了一个非公非私的“非确定性风险社会"
执政党对于传统媒体的控制可以说是驾轻就熟，这是因为传统媒体具有单向度、高成本和可控性，公众想广泛传播自己的思想是很难的，因为成本过高。由于传播路径的单向度，执政党可以轻易地控制传媒，并用统一的内容或声音塑造统一的舆论，促进有组织的“认同”，从而实现执政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之所以现在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还有待完善之处，是因为网民表达的多向度、分散化和不可控性，形成了一个“非确定性风险社会”。
哈贝马斯所说的传统公共领域，不过是欧洲沙龙和书刊报纸之类的舆论空间。现在很多人幻想网络文化革命造就的就是最理想的“媒体公共领域”，其实网络文化革命已经打破了传统公共领域的原旨——公共领域由汇集成公众的私人所构成．本身就是私人领域的一部分。当网络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发生重叠时，哈贝马斯那种公私严格分离的公共领域模式就不再适用了。
从操作技术看，遍布全球的互联网络靠统一的协议，为用户提供普遍、可靠、方便的进入途径，体现了自由开放的理念和打不烂、堵不住的设计原则。一个个信息包各自独立，可以经由不同的传输路径，从甲地传送到乙地。这种分散式体系结构几乎令互联网三头六臂，低成本的大范围信息传递和自动复制，无论是通过法律限制还是技术炸弹，都不可能完全控制。无论是“黑客”还是“红客”，真正的网络高手可以无孔不入。在人类历史上次形成了无疆界的数字化空间。“到虚拟世界去圈地!”成了网络玩家的一种意味深长的口号。
从思想内容看，网络文化革命的基本价值倾向就是互动共享，但互动共享并不一定意味着“公共性”。人们时常把互联网论坛、社区想像为沙龙和报刊传媒之类的公共领域，其实不然。因为新媒体提供了传统传媒做不到的即时或非即时、在场或非在场的互动共享条件和匿名条件。论坛网友在频繁的互动中往往形成对内凝聚对外排斥的团体感和“团体动力”——虽然并不必然受权力控制，却会依循一定的组织社会学法则，仰赖渐渐自发形成的权威认同(如所谓“舆论领袖”就是“权威认同”的一种人格化表现)。理论上的异质性和政治多元化在相互影响与权威认同的过程中慢慢形成小圈子主流。个体认识到他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同时也认识到作为群体成员带给他的情感和价值意义，从而获得小圈子归属感和共同排异反应。其中一些网民难免粗俗、尖刻和极端。他们不赞成某种论点或行为，就会宣称“鄙视”该论者或行为者，不但粗话随之而来，甚至还会发出网上“追杀通缉令”，从精神上迫使对方无地自容。因为网上不知谁是谁，匿名的条件保障了“说真话”的自由自在，可能使人把最隐私的心理和思想流露出来，甚至可能变态成情绪发泄或情感玩弄。更何况博客可以毫无顾忌地把自己想说的话传上网，把自己喜爱的歌曲或视频随意播出，觉得博客就是自己的空间，与自己家没多大区别——这就是互联网这个所谓“公共领域”的非公共性表现。
但说它“私”也不确定。因为任何一个博客都可以从其他博客、网站以及报刊杂志转贴、转发图文音像，享用里面的图文音像就与享受林中景色和鸟鸣一样自然并且免费。似乎任何信息上了网就是公众的了，自由公开，何以言“私”?
网络文化革命使传统的“公共领域”演化成了一个非公非私的“非确定性风险社会”。因为任何风险都源于不确定性，人们也许并未真正意识到它对执政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潜在威胁。
三、网络文化革命是一把双刃剑，福祸在于如何把握
从表象和微观层次看，网络文化是一种集不同群体、不同民族、跨越时空的、具有巨大包容力的多元文化，有利于社会主义民主和公共政策的科学化；但多元文化造成了对权威和秩序的冲击。网络快捷、开放、多维等特点，方便人们网上浏览阅读和接受远程教育等等，但“泛娱乐化”和“低俗化”也正在腐蚀青少年的心灵。虚拟世界为快节奏的现代人提供了心理解压和消极情绪宣泄出口，但过于自由的网络文化又催生“两面人”：一些人在现实世界中循规蹈矩，而在虚拟世界中却失去了自我约束，甚至把人性“恶”的一面发挥到极致。一旦社会出现大量的具有双重人格的“两面人”，不但会损害国民的心理健康，同时也会损害和谐社会的微观基础。
从深层和宏观看，网络文化革命加速了全球化和本土化的进程，在促进文化集中化的同时，又造成了不可避免的零散化和碎片化：网络将越来越多的人卷入其中的同时，又以强势方单向传播、信息源垄断以及程序操控等形式，暗中削弱潜在的批判空间；在为各种异质因素和新生事物提供生存可能性的同时，又以“符号暴力”摧毁民族传统的权威，使全球文化趋于同质化、类型化和新的教条化；在与市场相结合提高效率的同时，又促成了技术主义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这样，技术、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合理诉求与情绪发泄，真善美与假恶丑等搅在一起，如果被动以待，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就难以发挥主导和主流作用。
面对网络文化革命的双重效应，前苏联、东欧曾一味靠权力控制固守僵化的意识形态防线，扼制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和交锋。西方敌对势力首先就从意识形态上使苏东各国领导人动摇了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进而巧妙诱导其走上了自杀性改革道路。而中国则较早意识到了网络的潜在影响，采取了变被动为主动的策略，大力发展网络文化。中国官方网站至今已达5万多个，不仅成为党政部门为人民服务的互动信息平台，还成了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阵地。现在我国网民己超过2.5亿，中国民间的“红客联盟”近些年在几个国际事件中大显身手，也显示了国民的意识形态定力。西方一些媒体对西藏“3·14事件”采用无中生有或张冠李戴等拙劣手法，污蔑我国侵犯人权，甚至不惜制造谣言等，激起我国广大网民的极大愤慨。他们纷纷在互联网上发帖揭露西方的歪曲报道，形成了强大的正义舆论力量，有力地抗拒和冲击了西方的文化霸权。
互联网新媒体的交互性、平等性、多边性、开放性使党务工作阵地不断扩大，党的领导方式不断更新。如德国社会民主党把“拥有适合媒体社会的交流能力”作为新时期党建的重要目标，并成立了专门的培训机构，培训在媒体中如何树立自己的政治形象，如何用简单的词汇解释复杂的政治信息等基本技能，以提高党的中高级干部与媒体打交道的“专业化水平”。这不只是为了显示干部素质的“现代性”，更不是用“在线对话”网络互动来“政治作秀”，而是有更实质性的功能。如2000年英国伦敦市长选举中，工党成员肯·利文斯因无法获得本党提名，便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选并赢得了选举，其优势就在于他的网站设计，弥补了其背后缺乏政党组织支持的不足。由此可见，网络技术优势有可能弥补或强化政治优势。
四、网络文化革命条件下巩固执政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几点思考
(一)关于“党的领导方式”和“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概念理解。不宜局限于同义循环解释，应当从诠释学意义上挖掘其字面后的本质涵义，把握其理论支点。从行为动力学和行为形态学分析，在科层次等级结构中，实现领导的主要杠杆是“权力”；在等价交换的市场经济结构中，实现领导的主要杠杆是“权利”；在以心理感应、情感皈依和理性印证为基础的意识形态领域，实现领导的主要杠杆是“权威”。从传统的领导方式向现代的领导方式转型，党的领导越来越体现在思想政治领导，其形态表现为“权威”。换句话说，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是权威之“权”。因为意识形态领导主要不是靠“权力”控制，也不能靠“权利”交易，而要靠“权威”认同。权威是社会成员认同的信仰、价值和行动取向的集中体现，本质上是一种具有归属感、导向性和凝聚力的集体观念，虽然外在表现模糊但却具有内在稳定性。充分利用网络互动式参与的大众媒体空间，将主流价值观与群体的感情共鸣、文化归属凝聚起来，就有利于权威认同的形成，巩固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
(二)关于意识形态传播模式。意识形态传播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宣传工作的一种现代表述。能否确保主流媒体在公共领域的话语权决定了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之成败，而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成败的关键又在于党的意识形态传播的有效性。从拉斯维尔的“5W”传播模式可以获得有益启示。如其中“为谁说话”就是对谁负责的问题——主流媒体必须坚持对党和人民负责的一致性。“说什么”就是要有选择性——主流媒体必须符合时代性，紧扣现实性，展现开放性。“怎样说”的核心问题是文风——主流媒体必须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实话实说，既不能教条主义地发议论，也不能哗众取宠。这样才能构建一个高效实用的意识形态传播模式。
(三)关于网络文化的建设、管理和运用。胡锦涛总书记多次强调，领导干部要积极成为网络文化的建设者、管理者和参与者。因此，不但要办好官方政策宣传网站，特别要办好关于重点、热点和难点问题的理论研究网站，而且要做好各门户网站的公关工作，争取各民间媒体自觉多做有利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工作。多层次搭建党与党外人士、党的领导和普通党员随时交流和平等对话的平台，随时把党和政府的信息向公众传播，并回答各种咨询问题。重大公共政策和重要法律的制定和修订多倾听网民意见，逐步使网民参与成为程序正义的基本前提。
(四)关于意识形态领导的能力建设。如何应对和领导网络新媒体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关键要培训好党员领导干部同媒体交流的技巧和熟练运用网络的能力，才有可能使党从新闻报道的对象变成主导新闻报道的主体。一方面要学会适度的媒体包装，对政策性新闻进行精心组织和协调，充分利用网络新媒体来塑造执政党的良好形象；另一方面如果遇到社会矛盾以及其他危机事件，要及时利用媒体采取化解措施，防止媒体恶性炒作。互联网是个巨大的传声筒，一个小小的流言都会出现在谷歌上，传播得很快很远很久。像美国“誉之鹰”这样的收费在线名誉管理公司，其首要目标就是删去谷歌搜索首页上关于客户的所有负面链接，同时以此创建载有正面评价的新网页，并在一些导航网站和博客网站上提供有利于客户的链接。这种办法是值得学习的。如何智胜网络谣言传播是领导干部必须锻炼的能力之一。
(课题组组长：陈冬生；成员：李小豹、陈茜薇、闫景明、白 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