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改革与人的发展——中国改革30年：人的发展角度研究
经济改革与人的发展
——中国改革30年：人的发展角度研究
常修泽
任何一个国家的崛起，都有两个紧密联系的方面：一是经济实力的壮大，二是国民人格力量的升华。改革开放30年，既是中国经济力量不断壮大的30年，也是中国人民人格力量逐步升华的30年。
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也是促进“人”自身发展的过程
从1978年12月至今已是30年的时间。从“人本”角度研究，按照经济体制改革本身的历程，可以划分成以下四个阶段。
阶段(1978年12月到1984年10月)，改革的启动阶段，也是打破“人”的“精神枷锁”的初始阶段
这一阶段，改革的目标就是要破除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及其对人的主体性的禁锢。邓小平在1979年曾讲过一句非常有哲理的话，就是要“杀出一条血路来”。从哪里“杀出来”?“杀”到哪里去?他直接讲的是把深圳划为经济特区，但从体制转轨这个角度来分析，其实质就是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中杀出一条血路来，从人们所信奉的个人迷信、思想僵化的状态中杀出一条血路来，探索一种与人的解放和发展相适应的新的体制模式。
这一阶段改革的主战场是在农村，在整个农村掀起了一股“包产到户”(又称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浪潮。在这里，农民表现了历史的主动精神和创新精神，体现了人民作为创新主体的基本价值。与此同时，城市里的工商企业也在探索“放权让利”的改革。这样做的结果，使国有企业有了一定的生产自主权和一定程度的物质利益。
第二阶段(1984年10月到1992年10月)，改革的展开阶段，也是人的自主性初显的阶段
之所以以1984年10月作为标志，是因为此时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次明确地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提法打破了社会主义理论史上长期以来将计划经
第三阶段(1992年10月到2002年10月)，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阶段，也是人的解放和发展逐步深化的阶段
1992年的春天，邓小平发表了的“视察南方谈话”。从根本上打破了把计划经济或市场经济与“社会基本制度”挂钩的传统思想束缚。市场经济的发展意味着将使人获得一次新的解放。在这样一种解放思想的氛围中，1992年的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报告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这是带有突破性的。
第四阶段（2002年10月至今)，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也是“以人为本”的思想升华为国家意志的阶段
这一阶段是以200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大为开端的。这次会议指出，本世纪头20年的主要任务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随之，在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首次明确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不仅是对发展问题认识的深化，也是对改革战略认识的升华。尤其是注重人自身的全面发展，这就从一个更高的境界指导新阶段的体制创新，不仅为经济体制改革，而且为文化、社会体制改革乃至政治体制改革确立了根本性的价值取向。
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成果是人自身的发展和变化
总结改革开放成绩，有一个视角的问题。党的十七大在阐述改革带来的三大变化(人民的面貌、国家的面貌、党的面貌的变化)时，是把人的变化放在位的。今天总结改革开放的成效，我们比较倾向于把人的面貌的变化列为改革开放带来的个成效。
人的面貌的变化突出表现在人的“主体性”的增强和发展方面。下面从这个角度展开分析。
(一)中国农民“主体性”的增强和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人的主体性首先得到增强和发展的是农民。20世纪80年代风涌而起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户开始成为独立的经营主体，这种新的制度安排表明农民开始萌生一种“主体”价值。据统计，到1983年底，全国包产到户的覆盖面达到了95％以上。此后，随着《农村土地承包法》(2003年)和《物权法》(2007年)以国家法律的形式承认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随着土地使用权流转的转包、转让、置换及土地入股等多种流转方式出现等变革，农民这个群体发生明显变化。农民作为一个独立的生产经营主体已经站起来了。同时，农村乡镇企业的创建、农村基层民主制度的试点等，也使农民的自主意识有所增强。当然，从历史长河看，这只是中国农民的解放和发展“连续剧”的幕，此后难免跌宕起伏，但毕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二)农民工群体的产生和迅速壮大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城乡之间存在严重的制度性鸿沟。人一出生就被天然地分割成“城里人”和“乡下人”。这是对人的发展的阻隔。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人口完全隔绝、严格禁止迁移与流动的格局得到改观，农业剩余劳动力“离土又离乡”的异地就业和“非户籍性的迁移”明显增加，这是中国人口迁徙史上的一个壮举。据有关资料，20世纪90年代之后，农民外出就业者以每年几百万的规模迅速增加，外出务工已成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渠道。目前农民工已经占到产业工人总数的1/3以上，其中在建筑业农民工已占到全部从业人员的90％左右，在采矿业占到80％左右，在纺织业以及批发零售和餐饮服务等第三产业中占到60％左右。近一两年的全国人大代表中首次出现农民工的代表，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农民工已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仍存在着户籍制度的障碍，特别是户籍身份上所附着的福利差异问题，但农民工群体的主体性是在不断增强的，现在正在进一步的释放过程中。
(三)企业职工和管理者的“主体性”释放和促进
随着各类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的创建和相应新型劳动关系的确立，劳动力资源由官方按计划统一配置的格局已经打破，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范围逐步扩大。首先，在传统体制之外的非公有制经济，劳动力资源从一开始就是通过市场来配置的。同时，在国有经济内部，随着劳动合同制的“试点”(1980年)、劳动力就业“增量”部分采用劳动合同制(1986年)，推行“全员”劳动合同制(1995年)以及新《劳动合同法》的施行(2008年)，劳动力供求双方在劳动合同基础上进行双向自主选择；合同制员工的工资也不再由政府进行指令性控制，而是在政府工资指导政策下由企业和劳动者双方自主决定。这是中国企业员工次有了对劳动岗位的自由选择权和对劳动力价格的参与决定权，并由此带来社会和政治方面更多的话语权，尽管在实践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但从趋势上分析，对促进员工的“主体性”及其发展是具有实质意义的。除了一线员工以外，职业经理人制度和企业管理者股权激励制度的实行，也使企业管理者的主体性得到增强。
(四)一批具有开拓精神的科技创新者崭露头角
这涉及到知识阶层“人的主体性”的释放和促进问题。这些科技创新者突破观念和体制的束缚，放弃“铁饭碗”，在无政府投资和国家编制情况下创办集体或个体科技机构，自筹资金、自愿组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探索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的新路。在这种探索中，一批新人开始崛起。联想集团的柳传志、方正集团的王选等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者，这批新人既是科学技术创新专家(有的还是院士)，又是企业开发经营者(甚至是世界财富500强的CEO)，还是人文学者，这些都反映了改革中所重塑的一代新人的基本特点。
(五)个体经营者和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出现，并形成一定气候
随着市场经济基础上的新经济组织的兴起，个体经营者和私营企业主等新社会阶层的出现特别值得关注。他们冲破阻力，在计划经济的夹缝中产生，之后又在体制内外继续顽强地成长。到2007年底，中国的私营企业达到551.3万家，从业人员7253万人；个体户2741．5
除此之外，2008年北京奥运期间被称作“鸟巢一代”的迅速崛起，特别值得关注。这一代所表现出的自信、热情、坦率和开放，展现了中国人的精神风貌，代表着中国的希望。
三、把以人为本、注重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改革的核心价值，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宝贵经验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一条根本的经验，就是把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指导经济体制改革基本价值取向，其他经验都是建立在这一“根本经验”基础上的。
(一)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不仅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而且是新的改革观的核心
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当代人类文明的基本价值。20世纪80年代初，佩鲁提出“新发展观”，认为应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根本目标与核心价值取向。
发展观如此，改革观又如何呢?这涉及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改革到底围绕什么中心展开的问题。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在关于改革的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以人为本”；党的十七大对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作进一步阐释时，又强调“核心是以人为本”，并且强调以科学发展观统揽改革和发展的全局。这就把“以人为本”的理念升华为国家改革和发展的指导性理念的高度。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围绕这一核心展开的。这是一条非常宝贵的经验。
(二)在改革中坚持以人为本，需要全面把握“人”的含义
如何比较全面地把握“人”的含义呢?，从横向来说，这里的人，不是指某一部分人，也不是指多数人，而是指全体人民。正因为如此，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讲到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时候，不是一部分人共享，也不是多数人共享，而是全体人民共享，作为一个执政党，应该有这样的宏观思维。第二，从纵向来说，这里的人，不应只是指当代人．还包括我们的下一代人或者下几代人，是个“多代人”的概念。因此，讲社会公平问题，不仅仅是指当代人的公平(当然当代人的公平是最主要的)，还应该包括“代际之间的公平”。第三，从内核来说，这里的人，不是“单需”之人，而是“多需”之人，也就是除了单纯的物质生活需要，还包括精神生活的需要、生命和健康安全的需要、参与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需要。全面把握“人”的含义，才能从更高的层面和更大的范围规划改革的战略问题。
(三)在改革中坚持以人为本，需要切实站在“人本实质”的基础上推进改革大业
中国共产党所讲的“以人为本”，应站在“人”自身的立场，来秉持“以人为本”。如马克思所言：新社会是实现“人的自由的全面发展”的社会，在这一社会中，人们可以“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13—614、625—626页)。这是一种切实站在“人”自身角度研究问题的“人本观”。可把此称为“人本实质论”。应按照“人本实质论”来推进改革。
(四)在改革中坚持以人为本，需要不断“解放”人的思想
从中国30年的改革实践看，每一次历史性的突破，都是以解放人的思想作为先导的。次思想大解放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使人们从“两个凡是”中解放出来，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思想，从而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第二次思想大解放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针对所谓“姓‘资’姓‘社’”问题，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使多年来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论争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为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扫清了理论上的障碍。正是有了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才推动和指导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没有解放思想的先导作用，很难有改革开放的全面推进和不断深化。
(五)在改革中坚持以人为本，必须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更加注重社会公平
在改革初期，当平均主义盛行时，适当强调一下提高效率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能因此而忽视公平的原则，特别是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性，否则会导致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从反映中国当前全国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看，尽管还无法得到一致的测值，但目前接近甚至超过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是不容争议的。应该说，收入差距的扩大，原因很复杂，但涉及不公平的因素也是不容争议的。如果任由这种不公平发展下去，不但容易激发社会矛盾，而且也会扼杀整个社会发展的经济激励，从而导致效率的降低。
有鉴于此，党的十六大在论述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时，开始强调“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旨在通过再分配过程来解决分配中的不公平问题。党的十七大则明确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这些提法及所强调的重点的变化，反映出中国对公平与效率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化。当然，在更加关注公平、努力缩小收入差距的同时，也应继续承认个人之间合理的差异以及适当的收入差距，使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的原则在收入的初次分配中进一步得到充分的体现，在保证机会均等和规则平等的前提下能够正向激励个人的努力程度。只有这样，才可能真正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内在统一。
(六)在改革中坚持以人为本，应采取符合国情的改革方式，稳步推进改革
在改革中坚持以人为本，就要对人民高度负责，采取适合的改革方式。中国走的是渐进式的道路。改革从外围开始，逐步向“内核”逼近，呈现渐次展开、逐步过渡、进而整体推进的特征。从实践看，中国独特的渐进式改革方式是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之路。
当然，渐进式改革方式也导致新旧两种体制相持的时间相对长一些，从而产生一些弊端，特别是那些从两种体制并存中得到好处的既得利益者可能会与传统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一道，成为抵制改革进一步向纵深推进的力量。但总体而言，渐进式改革方式对人民的利益来说，是利大于弊的。
(七)在改革中坚持以人为本，需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
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稳定的程度涉及人的生存、发展和利益问题。坚持以发展为目的，以改革为动力、以稳定作保障，把改革的力度、经济发展的速度和社会的可承受程度有机统一起来，寻求改革、发展、稳定的结合点和平衡点，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经验，也是实现以人为本的新鲜经验。
(八)在改革中坚持以人为本，需要经济改革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环境方面的制度改革协调共进
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了“五位一体”(即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环境)的发展改革总体思路，每一项发展改革都有自己的价值取向：经济体制改革的价值取向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价值取向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文化体制改革的价值取向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体制改革的价值取向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生态环境方面发展改革的价值取向是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因此，今天讨论改革问题，就不能单兵突进，而应具有多向度的思维，按照“五位一体”的总体思路推进全面的改革发展，将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五位一体”的总的追求目标。这就意味着，不仅需要经济体制改革本身的几个方面(企业、市场、政府、分配、社保)相互协调和内部配套，还需要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环境制度改革的协调共进和整体配套，这才能使人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环境方面的权利得到实现。
四、深化五大领域改革，为促进人的发展提供新的体制保障
经过30年改革开放的中国，人的发展正处于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与人的发展相适应的体制创新也处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基于为促进人的发展提供新的体制保障的考虑，下一步应按照“人本”的思路在以下五大领域深化改革，这里仅做一些思路性分析。
(一)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目标，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
下一步应继续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取向，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继续推进。重点有四：
1．继续推进国有经济改革，特别是垄断性行业改革。一是运营环境商业化。也就是营造适宜的商业运营环境，这是垄断性行业改革的基础。具体包括两个部分：政企分开和价格改革。二是市场竞争公平化。就是要放宽市场准入，推动公平竞争。根据中国当前垄断性行业的实际，实行不同的推进竞争方略。三是投资主体多元化。通过多种方式吸引非公有部门的进入。四是政府监管科学化。解决四个问题：一是独立监管问题；二是依法监管问题；三是“统分结合”监管问题；四是对监管者的监管问题。
2．加快市场体系的建设，特别是要素价格改革。下一步改革的侧重点要转到生产要素市场上，包括资本、土地、劳动力以及其他各种资源市场建设和价格改革。比如，资源价格方面，目前社会上一些明显的分配不公就与资源价格以及资源税不完善密切相关。以近几年行业利润比较丰厚的煤炭领域为例，成本缺失问题比较严重，资源有偿使用成本、环境治理和生态恢复成本、安全成本、人工成本等都被严重低估，某些人获得不合理的暴利。针对这种体制漏洞，需要推进资源价格改革，体现完全成本。
3．推进财税体制的改革。财税方面，首先是应由过去偏重经济建设型财政转到公共财政上来，价值取向为实行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为此，需要健全公共财政体制，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完善财政转移支付。财税方面还涉及税收体制改革，包括全面推行增值税转型，适时开征燃油税、物业税，完善资源税等。
4．推进金融体制改革。一是金融组织体系和金融微观基础改革， (进一步深化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加快建立现代金融企业制度)；二是金融市场体系改革(加快发展资本市场，进一步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三是健全政府金融宏观调控体制改革，以及与政府职能有关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和国有金融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等。
(二)按照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要求，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党的十七大提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并就扩大党内民主、发展基层民主、实施依法治国、加强对权力制约和监督以及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作了部署。下一步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实际上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交叉点。一是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二是推进四个分开，即政企、政资、政事和政介(中介组织)分开。三是审批制的改革。四是政府管理的“层级”改革和政府部门的机构改革。此外，还有政府考核体系改革问题，政府监督体制改革问题等等。
(三)按照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要求，推进文化体制改革
从以人为本角度分析，为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特别是提供新的价值观念和文化条件，需要推进文化体制改革。
这方面重点是整体价值系统的改革，也就是以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基础，推进文化的多元化。随着民众民主法制意识的增强和政治参与积极性的提高，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和差异性越来越强。在中国现阶段，提高人的文明素质，必须尊重人类普世的文化价值，把握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
同时，深化文化事业单位改革，划清公益性文化事业与市场性文化产业之间的界限，形成各自不同的运行机制。前者以政府为主导，旨在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基本的公共文化服务，保障其文化权益；后者以市场为导向，以满足人多方面、多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
(四)按照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动。同时，社会新的矛盾也在出现。在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面前．需要建立一套与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和文化多元化相适应的新型社会体制，从人的发展角度来说，应通过制度建设，使经济发展成果更多地体现到改善民生上，为人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这方面的重点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这是与人的发展关系最直接、最现实的的一个领域。
收入分配方面，首先是要调整和改革宏观国民收入分配的格局。增加居民在社会总分配中的比重，相应地降低政府和企业所占的比重。收入分配方面另一个需要着手解决的问题，就是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趋于下降，特别是最近几年下降速度进一步加快的问题。为此，应进一步完善工资制度，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不断提高劳动者的薪酬水平。
社会保障制度方面，除了继续完善与城市职工和城镇居民相关的各项保障制度外，重点是应着眼于构建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加快社会保障范围由城镇向农村延伸的进程，加快农村居民以及农民工群体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五)按照生态文明的要求，建立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新体制，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发展
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不仅关系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关系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从人文主义出发，必须把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放在中国改革战略的突出位置。资源环境问题涉及深刻的制度问题。党的十七大提出一个新的理念——“建立和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都涉及产权的实质——“使自己或他人受益或受损的权利”问题。所以，建立资源环境产权制度是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题中应有之义。除此之外，还应有其他的制度安排(包括资源税、环境税及资源价格改革等)。通过上述努力，提高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质量，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发展。
(本文作者：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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