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远：老龄化挑战与城市户籍改革

第五，滞后的户籍制度改革某种程度上也进一步强化了户籍人口更高的老龄化水平。国外大城市市区的老龄化程度比农村地区和小城市更低，这是因为城市地区伴有更高的土地价格、更高的生活成本，也更缺乏自然风光景色，人口在进入老年退休时期以后,往往形成一个迁移的高峰。但是在中国的大城市中，却出现城市的户籍老龄化程度高于农村，甚至出现在土地价格非常昂贵的CBD地区的老龄化程度甚至更高的离奇现象。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卫生健康服务资源分布的原因，户籍制度的限制是另外的原因。因为依托户籍的社会保障、医疗服务难以转移和衔接，老年人口难以迁移到农村和其他城市。因此，在不少大城市中，一方面出现中心城区的养老机构供不应求，要排几年的队才能得到养老床位，另一方面，郊区和农村的养老机构却出现了床位的空余。这一现象说明户籍制度限制了老年人口的流动，加剧了城市的养老问题。

因此，日益突出的老龄社会的挑战，要求我们加快推动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的步伐。

，户籍制度改革推动移民和城市化。通过发挥替代性迁移的作用，有利于调节大城市的人口结构，增强大城市的竞争性和生产力，有利于为城市发展提供更加充足的劳动力资源，从而有利于解决城市中的老龄化问题。

第二，户籍制度改革以后，城市需要对更多的城市人口提供更加均等化的公共服务，这样似乎增加了城市公共财政的压力，但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外来人口主要是生产力较高的年轻人口，移民本身是有利于城市公共财政积累的，更多的年轻人进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本身有利于城市社会保障基金的平衡。当前那些没有户籍的外来劳动者在大城市基本不缴纳社会保障费用，或者只缴纳很少的社会保障费用，对于缓解城市当前的社会保障基金赤字作用不大。例如，当前上海每年的养老保障基金的赤字约有100亿元人民币，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赤字仍然会继续扩大。而促进非户籍人口加入城市保障体系，有利于加强对社会保障基金的积累，也有利于加强对劳动者的劳动权益保障，增加对劳动者的回报率，并在推动城市化过程中促进和提高内需，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促进城市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

第三，需要强调的是,城市化本身是有利于提高老年人口生活质量和社会福利的。城市化往往意味着更良好的卫生、健康、文化、娱乐等公共服务，带来老年人口的经济收入、健康水平和预期寿命等各方面的改善。城市化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冷冰冰的“水泥森林”，城市化本身能促进解决老龄化的问题，并成为老年人口福利增长的源泉。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推动城市化进程，就是促进老年人过上更美好的生活。

在推动中国城市化和引导人口迁移过程中，户籍制度改革已经得到了较多的关注和研究。从应对老龄社会挑战的角度看，我们也发现，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势在必行，必须加快推进。通过推动移民和城市化，促进城市常住人口向本地市民转变，逐步为外来人口实施均等化的养老保障和养老服务，不仅有利于缓解其所在城市的社会保障基金的缺口压力，也有利于实现更加具有包容性的经济增长，并有利于通过不断提高的城市流动性来激发城市的活力、提高城市的生产力，这样才能从根本上积极地应对老龄社会的挑战，以促进解决大城市的老龄化问题。

在未来10-20年左右，中国整体的人口发展机会窗口将逐步消失，城市老龄化的速度在2030年以后也将进入加快提高的时期，因此，未来的10-20年是中国城市部门应对老龄化挑战的重要机遇期和准备期。在这一不长的发展机遇期中，户籍制度改革越早则越为有利，或者说，户籍制度改革越早则压力越小。加快完成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吸纳外来人口群体进入城市体系，在城市化过程中重视为适应老龄社会所做的加强养老保障体系建设和社会支持体系建设，成为中国应对日益严峻的城市老龄社会挑战必须完成的任务。

（任远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