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远：老龄化挑战与城市户籍改革

　　但是，以常住人口口径来观察，中国大城市的老龄化问题相比于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就没有那么严重了。中国城市化水平从1970年代末的15%左右增长到现在的46.6%，主要是大量年轻劳动力从农村地区进入城市，其中约有1.5亿的人口并没有获得所在城市的户籍，但他们实际上长期居住甚至是永久居住在城市地区。因此，以常住人口口径衡量，城市地区的老龄化程度实际上不是高于农村的老龄化程度，而是低于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的老龄化程度。目前我国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2.5%，以常住人口口径推算，城市地区的老龄化水平为11%，农村地区则达到14%。并且，对不同城市之间的老龄化程度加以比较，也基本上是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用户籍人口来衡量的人口老龄化程度也越高，但由于这些经济发展城市所吸纳的移民数量越多，以常住人口衡量的老龄化程度反而更低。以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为例，长三角所有城市65岁以上人口比重的平均水平为10%，南京、苏州、杭州和宁波等经济发达城市的老龄化程度都低于区域城市的平均水平，而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城市如泰州等，其老龄化程度反而高于区域水平。

　　中国以常住人口口径衡量的大城市老龄化程度是低于中小城市、也是低于农村地区的。同时应该看到，大城市作为充满发展机会和发展活力的地区，集聚了投资，集聚了富有生产力的人力资源，城市地区的生产力更高，使其具有更大的能力加强老年服务和社会保障以解决老龄化问题。大城市老年人口的退休金和社会保障水平相对更高，老年人口的平均收入水平远高于农村地区，大城市的健康、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水平更高，大城市老年人口的预期寿命和健康水平更高，使大城市的老年人口相对具有更加稳定和更有保障的生活。与此相比，农村地区的养老保障还没有得到完全覆盖，社会保障的标准也比较低。不少农村地区的老年人口还主要依赖土地和子女来作为自身生活的保障。农村老年人口的贫困率更高，农村老年人口的健康指标和医疗服务获得状况更差，农村老年生活所面临的各种风险更高，等等。这些都说明中国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大城市的老龄化问题相对于农村地区，其实相对不那么严重。

　　中国的城市化将继续快速推进，目前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为46%，预计在2030年增长到70%，也就是在未来30年内，继续有4-5亿的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其中多数是年轻的劳动适龄人口。根据预测，我国城市和农村的老龄化程度都将不断提高。随着城市化的迅速推进，在2030年以前农村地区的老龄化增长速度将更快。现在我国的老龄化程度为12.5%，预计在2030年左右将达到25%，届时城市的老龄化程度为21%，农村的老龄化程度将达到29%。而在2030年以后，由于中国城市化的速度将开始减慢，进入城市的青年移民数量也将相对减少，同时，当前在城市中居住的外来移民群体也将逐步进入老年。如果我们考虑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会使当前在城市长期居住的外来移民有更大的机会成为拥有城市户籍的定居居民。即使不考虑户籍制度改革，利用当前的移民模式做出一个初步预测，可以发现，在2030年到2040年，以常住人口口径计算的中国农村的老龄化程度虽然仍然高于城市地区，但二者的差距将逐步减少；到2040年以后，城市老龄化程度将快速提高，并超过农村地区的老龄化程度。而且，如果城市户籍改革的步伐更快，以常住人口口径来衡量的城市老龄化水平超过农村老龄化的时间也将更早。

　　因此，从常住人口角度看，在2030年以前的城市老龄化问题，固然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从国家层面上看，农村地区的老龄化问题其实更加严峻。而在2030年代以后，城市老龄化问题会以更快速度和更为显著的压力表现出来，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老龄化问题将成为中国发展的严峻挑战。老龄化问题的这一转变，也使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城市发展过程中，相应具有了一个20年左右的机会窗口。从目前到2030年，中国总体的老龄化速度将快速增加，而城市的老龄化速度将稳步增长；2030、2040年代以后，中国总体上的人口老龄化速度将缓慢增长，但城市老龄化速度将高速增加。在2010-2030年左右的时间内，中国的大城市发展不仅要重视解决当前已经面临的日益严重的老龄化问题，更需要为2030年以后快速加剧的老龄社会做好准备。中国需要充分利用高速城市化所带来的人口红利，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加强老年社会服务体系建设，为2030年代以后常住人口老龄化的快速提高积累应对能力。

　　二、城市化与家庭养老

　　对人口结构进行宏观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大量城乡迁移的年轻劳动力发挥了替代性迁移的作用，降低了城市地区常住人口老龄化的水平。而从微观家庭角度分析，大量外来人口进入城市也对家庭养老产生了相应影响。

　　一种观点认为，移民群体中年轻人口的比重较高，在降低城市整体老龄化程度的同时，并不能直接地解决本地户籍家庭的养老服务。因为本地户籍家庭的养老主要还是以家庭为单位，通过子女来实现服务的。因此，移民对宏观人口结构的调节作用并不能从微观上解决本地居民家庭养老的具体困难。如果我们观察户籍人口家庭结构的变化，可以发现本地人口家庭日益小型化、子女和父母共同居住的比重逐步减少、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家庭养老压力更大、以及拥有一个子女的家庭中老人生活风险更高，这些发生在家庭生活中的变化，都需要由本地人口家庭中的子女来切实承担老龄化的压力。在宏观人口结构中，常住人口中青年数量的增加对微观家庭养老并没有直接的帮助，城市户籍人口家庭养老面临严峻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