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远：老龄化挑战与城市户籍改革

　　同样，从微观家庭的角度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当流动人口从农村进入城市并在城市中长期居住，更加剧了农村留守的老年人口的生活困境。由于年轻子女离开父母到城市就业和生活，农村家庭中子女和老人共同居住的比重随之下降了，农村老年家庭的空巢数量也在同时增加，统计数据表明，我国农村的留守老人数量约有4000万，占农村老年人口的37%左右。考虑到农村老年群体很大程度上还缺乏完善的养老保障，更大程度地依靠子女养老，那么，迁徙到城市中的移民不仅不能直接解决城市家庭中的养老问题，并且对农村家庭中的养老本身带来了更加剧烈的冲击。

我们也应该看到，城市化过程中的大量移民对微观家庭的养老服务可以间接地发挥积极作用。正是由于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和在城市长期居住，才能够为城市解决老年服务提供充足的劳动力供给。本地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正是通过移民群体所提供的社会服务来加以弥补的，通过养老服务的日益社会化和专业化，能够缓解城市户籍人口家庭养老的压力。而这些家庭养老服务社会化和专业化的主要承担者是外来移民。养老服务社会化和专业化的发展趋势将不可避免，机构养老和社区养老服务将不断发展，充分利用移民的劳动力资源，以及加强对养老服务社会工作者的职业培训，将为中国大城市应对严峻的老龄化挑战提供重要的人力资源。

三、应对老龄社会挑战呼唤推进户籍改革

虽然有大量移民从农村地区进入城市并在城市长期居住，但是户籍制度限制了外来常住人口转变为本地市民。这也折射出当前城市户籍制度改革滞后于大量外来人口在城市长期居住和稳定生活的实际情况。

中国城市户籍人口老龄化和常住人口老龄化存在差别的根本原因在于，虽然有大量移民从农村地区进入城市并在城市长期居住，但是户籍制度限制了外来常住人口转变为本地市民。这也折射出当前城市户籍制度改革滞后于大量外来人口在城市长期居住和稳定生活的实际情况。已经有多项研究说明了户籍制度改革对城乡发展所造成的不利影响；我们可以进一步来讨论户籍改革滞后同样不利于解决日益严峻的老龄化问题。

，如前所述，由于户籍制度改革滞后，中国城市老龄化将在2030年以后出现一个快速加剧的局面，增加了届时应对老龄化挑战的难度。

第二，滞后的户籍制度改革扩大了人口（居住）和户口的分离，特别是削弱了家庭养老的能力。

第三，户籍制度改革滞后背景下，外来人口具有相对较低水平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似乎在当前一定程度地减少了城市公共财政的压力，但其实只是推迟了养老的风险。外来人口缴纳社会保障不足或者不缴纳社会保障的情况，使其在进入老年以后难以积累起足够的养老保障维持自身的老年生活，这样一来,他们就更加难以在城市中长期生活。同时，如果外来人口回到农村，在当前体制下,他们的社会保障也难以进行转移和衔接，返乡的农民工单纯依靠土地也难以支持其长期的生活。特别是，如果农村人口在移民过程中已经失去了农村的土地，这些人口的老年保障将变得更加困难。因此，户籍制度改革滞后使移民群体在老年以后将面临更加脆弱的生活保障。户籍壁垒同时将养老风险转移到经济更加不发达的农村地区。

第四，滞后的户籍制度改革阻碍了人力资源的流动，不利于提高城市的生产力。对人口迁移和城市化过程中流动性的限制，阻碍了企业对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投资，也削弱了流动人口自身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愿望和能力，并因此不能为城市发展提供更高素质的劳动力，阻碍了大城市的产业升级。对流动性限制的另一面是，大城市的中高年龄技术工人由于产业结构调整而面临失业，但他们不能转移到其他新兴工业化城市中去继续就业，这在一方面限制了劳动力的充分使用，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城市的养老负担。因此，滞后的户籍制度是不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对流动性的限制带来的是人力资源配置效率的下降，带来的是对移民群体人力资本投资的限制，不利于城市最大化地提高劳动生产力，并因此弱化了城市应对老龄化问题所带来挑战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