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奎元:建设学习型党组织,永远保持党的先进性
革命斗争胜利以后,执政的考验更为严峻。能否保持千万人流血牺牲争来的成果,能否抵御各种侵蚀,保持自身不改变颜色,有没有能力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型国家,人民群众会不会由期望变为失望?这是对党执政能力和执政基础的持久考验。
在人民革命战争取得胜利之后,历史和人民赋予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的责任,也就是现在所说的执政地位。我们党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党由农村进入城市,即刻开始了新的学习和新的长征。当时没有领导国家政权的经验,缺少有经验的治国干部和专家,面对经济凋弊、民不聊生的破碎山河。外有抗美援朝的生死考验,内有各种反动势力的抵抗,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艰难中起步。执政初期,由于全党学习管理国家、建设国家下了功夫,保持并发扬了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勤俭节约精神、艰苦奋斗的精神,新中国很快地落地生根。到个五年计划完成,已经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旺盛生命力,在国际上成为引人注目的社会主义国家。
1957年以后,我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由于急于求成,犯了急性病,又被称作“左”的错误。主要的偏向是,高估主观能动性的效力,企图通过创新,建立一种能够产生奇迹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这个时期毛主席下很大功夫研究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依然重视全党学习理论。但是,当主观意志被夸大到几乎可以为所欲为的时候,学习就只能是一种徒有其表的门面,只能成为主观意志的婢女。在60年代以后,全国学习毛泽东思想达到了高峰,但却离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越来越远。与之相对应,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也陷于困境,延缓了中国的发展。这个教训应当铭记。
三、改革开放与学习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下,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新恢复以经济建设为全党工作的中心。(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提出,从接管城市的天起,就要以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为中心任务。并明确指出其它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服务的。)邓小平提出,过去没有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主张全党解放思想,进行大胆地试验,通过实践,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他说,“时代和任务不同了,要学习的新知识确实很多,这就更要求我们努力针对新的实际,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我们运用它的基本原则基本方法,来积极探索解决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基本问题的本领。”(《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079页)江泽民同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创建者之一,他身体力行,号召全党用全人类的知识武装自己,他向全党提出的学习任务,涉及古今中外,涉及政治、思想、经济、社会、文化、科技、艺术等各个领域。要求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分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同私有化的界限,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议会民主的界限,辩证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界限,社会主义思想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界限,学习西方先进东西同崇洋媚外的界限,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同消极颓废生活方式的界限,等等。”(《江泽民文选》(卷),第500页)这些界限,指明了学习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和方针。实践表明,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在改革、发展中努力学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善于在实践中进行持之以恒地探索,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成功的源泉和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