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荣：树立积极的稳定观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三、敢于触及和破解历史遗留问题，以深化改革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改革是推动发展的强大动力，也是构建充满生机活力、有利于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的体制机制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省国有企业改革取得重要进展，但总体上改革尚未到位，任务还相当艰巨，全省未完成改革任务的国有工业企业有507家，涉及职工近48万。面对体制转轨的历史遗留问题， 2008年初，省委省政府明确提出，要用两年时间基本完成国有工业企业改革。我们坚持既坚定不移、又积极稳妥推进改革，把保障职工合法权益、妥善做好职工安置工作放在首位，做到依法操作、民主操作、阳光操作，确保职工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监督权得到充分体现；做到善待职工、厚待职工，确保职工利益得到切实保障。这次改革不仅化解了企业巨额债务包袱，彻底剥离了企业办社会职能，一大批企业焕发出发展的生机活力，而且广大职工成为改革的最大受益者。全省各级政府筹措194.1亿元改制资金，不仅职工补偿金一次性发放到位，为所有符合条件的职工接续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而且拖欠多年的职工工资、医疗费、抚恤费、丧葬费等全部得到解决，成为我省一项重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广大职工参与改革、支持改革的热情超出预期，实现了企业发展、民生改善、社会稳定。在完成国有工业企业改革任务的基础上，当前我省正扎实推进农垦、粮食、农业、林业、水利、交通运输、商贸流通7个系统国有企业改革，再用一年半时间全面完成国有企业改革任务。实践证明，改革发展中产生的矛盾，要用改革的办法、发展的办法来解决，深化改革不仅是推动发展的强大动力，也是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手段。

　　四、强化日常矛盾纠纷的主动排查化解，有效防止社会矛盾的累积。在体制转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矛盾增多有其必然性。有矛盾有问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视而不见、被动应对。对大量社会矛盾，如果不是及时发现、主动化解，在做好平时工作上下功夫，总想“捂住”、“堵住”，必然导致问题在拖延中扩大、矛盾在累积中激化。为此，我们强调各级党委政府首先要注重从源头减少矛盾，定政策、作决策、上项目、搞改革，不仅要考虑发展问题，还必须考虑稳定问题，把大多数群众不赞成或暂时不理解、不支持的事情不办或缓办，作为决策的一条重要原则。同时，掌握维护社会稳定工作的主动权，强化日常矛盾纠纷排查化解，防止矛盾累积和激化。这几年，省里开设了“民声通道”、“省长手机”和“网上信箱”，各级都建立了类似信访渠道，让老百姓可以直接便捷地反映他们的诉求；整合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资源，实行了“三调联动”综合调解机制，加大矛盾纠纷的排查调处力度；探索建立专业化的行政调处平台，开展分类调处，尽可能将各类矛盾纠纷化解纳入规范化、常态化轨道。2010年，全省排查各类矛盾纠纷24万多件，调处成功率达到93.6%。同时，由省领导带头、各级领导干部实行包案负责制，使一批信访疑难积案得到有效解决，做到尽力减少存量、着力化解增量，防止矛盾和问题积累。

　　五、着力提升社会管理和综合治理，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随着经济成分、就业方式、组织形式的多样化，越来越多的“单位人”变成“社会人”，社会管理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特别是伴随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人口迅猛扩大，公共服务需求急剧增长，各类社会群体矛盾和利益冲突日益增多，社会管理的重点和难点已由农村转向城市，加强城市社会管理、提升综合治理水平成为紧迫任务。近年来，我们在搞好城市建设、改善城市公共服务的同时，围绕开展和谐平安创建活动，坚持管理重心下移，突出基层基础工作，加强街道和社区组织建设，完善基层社会管理功能，打牢维护社会稳定的根基。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各类治安案件和刑事犯罪高发，归根到底，这是社会消极因素的综合反映。全省各级政法机关主动适应治安形势新变化，坚持宽严相济的原则，一方面，对严重侵财和人身伤害犯罪、黑社会性质犯罪、非法传销和非法集资、经济犯罪特别是职务犯罪等严重刑事犯罪，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依法严厉打击，有效震慑了犯罪分子。另一方面，对文化程度低的无业、社会闲散和单亲家庭等犯罪率高的城市边缘人群，给予更多的人文关怀，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降低违法犯罪几率；对非严重刑事犯罪、认罪态度好、符合法律规定、不再构成社会危害的劳教和服刑人员，依照法律规定和程序，分别实施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监（所）外执行等政策，提前回归社会；做好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大力推进社区矫正，帮助他们尽快融入社会，降低重新犯罪率，以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减少社会对抗性，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2004年以来，全省公众安全感指数连续6年位居全国前列，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连续6年被评为全国省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