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糖酒改制幕后：拿国企的钱收购国企？

   “长沙糖酒”改制最大的悬疑，源于其党委书记兼总经理朱法明当年129万投资中的100万。

　　长沙糖酒老职工维权小组5月31日向联合调查组提交的“申诉”指出，朱法明从长沙糖酒借款入股，并指责其“拿国企的钱收购了国企”。

　　长沙糖酒原是当地一家国企，2001年改制组建京程实业，按照长沙糖酒老职工的表述，京程实业的资产已经由当年的负资产飙升至3个亿，受益最大的莫过于占股22%的法人代表朱法明，而当年“违规”出资的129万元也已溢价6000万元之多。

　　“昨天我刚回答了调查组的调查。”6月1日，朱法明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100万的问题，政府都查过了的，要是有问题，我早就进去了。”

　　当天，联合调查组的一位官员告诉本报记者，“目前正在收集维权职工的诉求，把意见带回去研究。”6月2日，身兼长沙市国资委副主任和企业改制办主任的陈军回应本报记者：60天内政府会给出书面答复。

　　朱法明做假账？

　　6月1日，长沙糖酒维权老职工代表李建峰对本报记者说，朱法明涉嫌做假账，人为搞“负改制”。

　　李建峰提供给记者的一份审计报告称，1999年末，长沙糖酒下辖酒类饮料批发部应付安徽种子酒总厂116.54万元货款，按照协议，该款项不需支付，并调账计入长沙糖酒的营业外收入。

　　当年的酒类饮料批发部负责人邵佑湘也证实了上述情况，邵在承包期满后的2000年2月22日，例行移交了工作前的审计。

　　“京程实业接管酒类批发部后，既没有与安徽种子酒厂再发生业务往来，也没有归还一分货款，反倒将这笔不需支付的款项列为了应付账款。”邵佑湘称。

　　京程实业在2003年委托湖南新星会计师事务所作出审计报告，京程实业负责提供的会计报表中对安徽种子酒厂的应付账款，2002年期末的余额却增至196.27万元。

　　“说明在2001年改制前，长沙糖酒的账上就已经挂上了这笔应付款。”邵佑湘表示，“仅此一笔账，正负合计就制造了300多万元的亏损。”

　　但这只是冰山一角，长沙糖酒老职工维权小组提交的“申诉”称，2001年5家企业捆绑“改制”时审计亏损就有1072万元。

　　面对假账质疑，朱法明并不认同，他说，“做假账的问题是不存在的，政府已经调查过很多次了，没有一次说过有问题。”

　　“拿国企钱收购了国企”

　　另一个备受质疑的，是朱法明从公司借款入股的问题。

　　京程实业公司章程显示，股东共有189人，其中朱法明出资129万元，股权占比22%。问题就出在这129万出资额中的100万上。

　　长沙糖酒老职工、京程实业现股东程进对记者介绍，当年募股过程中，职工出资基本上都来自改制中的身份置换金，一般在两三万左右，而朱法明当时只拿出了29万。朱法明本人也没有避讳，坦言“自己想尽办法才借来了29万的现金”。

　　按照当时主管部门的要求，公司现任经营者需募集不少于总股本的10%。据程进反映，朱法明以一纸“借款协议”从长沙糖酒公司账户上借走了100万元，在2001年9月再投入到“京程实业”账户上，变成了他个人入股的“原始股本金”。

　　记者拿到的这份“借款协议”显示，长沙糖酒借给朱法明100万元，“作为朱法明在京程实业的入股资金”，借款期限为自2001年8月18日起至2006年8月17日止；抵押物则以朱法明所持有的京程实业全部股权作为抵押；借款利率依照银行同期利率计算。

　　长沙糖酒老职工指责“其私自挪用国家给企业的‘扶贫款’，以法人代表的身份入私人股”。朱法明为自己辩解：这不是流失，而是流动，我也没有用这100万搞个人消费。而且，“长沙糖酒公司资产原来是国家的，市体改委批复同意融资给我的，经营者向所有者借款，所有者同意了的。”

　　的确，长沙市财贸委员会和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在2001年6月22日作出“关于长沙糖酒在改制中实行经营融资持股的批示”，同意长沙糖酒在改制中实行经营者融资持股。

　　不过，朱法明还不得不面对借款协议签署时间与入股截止时间矛盾的问题：长沙糖酒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的“募股通知书”规定的募股时间为2001年7月18日-7月30日，且注明“以财务科开具的收款凭据为准，逾期自动放弃募股权力”，而朱法明向长沙糖酒借款100万元的“借款协议”直至2001年8月18日才签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