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全球战略结构转型 将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瞭望》文章：全球战略护航结构转型
“十二五”期间的中国全球战略，已经不能仅限于如何利用外部市场外部资源，还应以谋划全球战略，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尚前名
实习生张月
“十二五”期间，日益融入全球的中国经济外部环境将面临重重围困，货币战、汇率战、高技术出口管制、投资保护主义等明枪暗箭，将大大提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的成本和难度。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尤其随着向全球产业价值链上端攀升，不仅仅会同西方国家共享市场，共享资源，共享他们多年来保持优势的物质基础；而且会影响到他们赖以生存的经济治理体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指出。
尽管会面临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但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诸位专家仍然认为，未来五年的中国经济同样“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只要能够趋利避害，依然可以大有作为。
面对此，中国需要全球战略。如何准确判断国际形势，应当秉持怎样的原则、采取怎样的措施，如何抓住机遇、规避风险，为国内的经济发展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将是“十二五”期间中国必须回答的问题。
产业升级面临“立体式合围”
尽管日前美国财政部“意料之中”地推迟了下半年《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报告》的发布，但欧美等发达国家与以中国为代表的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汇率问题争议远没有结束。
未来走向如何仍难以预料。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多位专家表示，部分原因，这是金融危机的后遗症之一。尤其是当前发达国家经济复苏过程缓慢，且发展不平衡，因此这些国家仅考虑维护本国利益，试图“祸水外引”，不断制造汇率争端、贸易保护这样的碰撞摩擦。
事实上，“近年来，类似汇率这样引起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正面交锋的问题屡见不鲜”，江涌指出。
“汇率问题只是美欧转嫁危机，遏制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突破口而已。”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部主任董漫远表示，“环顾四周，这些矛盾冲突包括近期的南海问题、黄海军演问题、稀土问题、钓鱼岛问题，以及曾经的人权、知识产权、二氧化碳排放等问题，更不用说涉及贸易、台湾、西藏的‘3T’问题等，甚至连中国同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发展互利共赢的友好经贸关系，都曾被西方一些人‘说三道四’，扣上了‘新殖民主义’的帽子。”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江涌认为，近年来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中国发展越好，国力越强盛，一些势力就越害怕、越忧虑，越要想尽一切办法来遏制。
改革开放30余年来，中国逐步与全球经济“接轨”按比较优势原则“融入”全球产业链，这个出口导向战略是中国经济奇迹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由于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和价值链中的低端地位，长期以来只能凭借低工资廉价土地资源、能源和沉重的环境代价，向发达国家提供廉价产品，仅拿到全球价值链的零头，还要承受巨额贸易顺差带来的“国际指责”。
下一步，为在全球经济中赢得更多财富，必将向价值链上端攀升，这也意味着和西方国家开始正面竞争。“这不仅仅会同他们共享市场，共享资源，共享他们多年来保持优势的物质基础；而且，会对影响他们赖以生存的治理体系”，江涌表示。
西方国家想法设法遏制中国发展的努力从来没有间断过，但现在方法更加多样，从之前惯用的经济制裁到现在的“捧杀”：夸中国经济发展让人震惊、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之一。进而无视中国依然是发展中国家、国内发展仍面临诸多问题的客观现实，要求中国承担与自身实际不相符的所谓“国际责任”。
“所以，可以确定的是，在‘后危机’时代，西方国家对中国的遏制手段将会更加层出不穷，并将呈‘立体式合围’之势，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甚至是道德上来进行打压。”江涌表示。
董漫远的感受亦然，“当前一些西方大国，已经暂时搁置了某些理想主义的外交理念，对全球战略只求实利，重构亚太体系更是重中之重。”他认为，一些西方国家近期的一系列行为，表明他们正在甩掉包袱，拢聚资源，提升全球干预能力。“其中一个明显的迹象就是大幅度改善了同俄罗斯的关系，包括削减战略武器新条约、冻结北约东扩、与俄罗斯达成入世协议等，其目的就是把遏制俄罗斯的资源挪作他用。”
董漫远进一步谈到，由于西方国家制衡中国的意图愈加明显，导致中国周边亲西方的国家挑战中国核心利益的胆量增大，国际社会中左右逢源的国家与中国相处更加谨慎，对中国友好的国家则面临更大压力。
在国际舆论方面，中国面临的不利形势也在增加。他告诉记者，当今世界，政治与意识形态因素兴风作浪。西方国家为了遏制中国，除了抛出各种捧杀性的舆论之外，还制造了中国威胁论、不负责任论、傲慢论、强硬说、新殖民主义，等等，可谓五花八门。
他认为，西方的舆论导向和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冷战思维相互叠加，形成了一种妖魔化中国的气氛，将对我国发展互利共赢的友好对外关系形成掣肘。
董漫远强调，“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必将面临重围，货币战、汇率战、高技术出口管制、投资保护主义，这些矛头都将对准我国，知识产权、卫生标准、环保标准、企业社会责任标准、许可证制度也都会砸向中国制造，而且经济问题政治化倾向将日益明显，我国进行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成本和难度都将大大提高。”
三大机遇力促发展
“仍然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尽管存在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但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众多专家仍然对“十二五”充满期待。在他们看来，未来的五年同样“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只要能够趋利避害，中国依然可以大有作为。
首先，虽然各国间竞争加剧，但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主题没有改变。
从和平的角度看，当今世界，虽然地区冲突不断，但大的战争危险尚不存在。更重要的是，无论是经济领域、政治领域还是安全领域，全球范围内正处在一个对立协调并存的体制之下，各国间的依存度和联系度大大提高。
有关专家表示，这场金融危机至少可以让各国达成这样一条共识——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前所未有，因此在全球化趋势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尤其是大国一旦出现问题必将“殃及池鱼”、祸及他国。因此，受访专家普遍认为，虽然未来竞争难免更加激烈复杂，但大都将以和平的方式进行，并且竞争的着眼点从谋求在未来冲突中确保战胜对手转向保持自身经济长远可持续发展，即发展竞争。
从发展角度看，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全球经济都在经历转型，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正在进行。“这其中，包括资金流向、国际劳动分工的重新配置、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国际贸易体系改革等许多方面，都出现了更多有利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变化。”董漫远强调。
特别是在“后危机”时代，发达国家开始普遍重视重振实体经济，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试图抢抓全球绿色经济产业制高点，并可能推动新材料和新能源技术取得突破。“对此，以中国为代表的众多新兴经济体，可以借机实现追赶式发展”，董漫远认为。
而发达国家在发展新兴产业的同时，将会收缩部分传统产业或将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中国在这些产业中具有比较优势，可以通过扩展这些产业或以引进外资的方式加快我国经济的发展。
从合作角度看，全球化趋势没有发生根本改变，许多问题和挑战更具有全球性特征，因此无论主观上是否愿意，许多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多国的共同合作。在此种情境下，“斗而不破”将是未来各种力量博弈的主要特征。
其次，随着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逐渐融合，中国的对外交往与合作也日渐频繁，国际空间日益扩大。
“无论是同周边国家、还是在中东、非洲，我们构建了大小不一的各种区域、次区域甚至跨区域的合作框架。例如，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上海合作组织、中非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等等。”董漫远指出。
这些合作框架的建立，进一步增强了这些国家同中国的互利共赢关系，彼此的利益依存度加大，大大拓展了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市场空间，有利于确保我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能源、原料供应、市场份额和对外投资环境，提高了我国的抗风险能力、抗压能力和多项选择能力。
“所谓‘东方不亮西方亮’，中国已经具有相当大的战略回旋空间，既包括经济上的，也包括地缘政治和外交上的战略回旋空间。”他说。
再有，中国的综合国力已大大提升。
江涌指出，“这是最重要的因素。”得益于对前一阶段战略机遇期的准确把握，中国经济的总体规模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为下一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由于具有了相当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即使在将来面临重大的国际危机和国际突发事件，我国也具备了主要依靠内需来推动中国经济继续发展并且步入增长方式转变轨道的能力和基础。”董漫远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
此次国际金融危机，是改变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力量对比的又一推手。至今，欧洲国家仍深陷债务危机，美国经济难有大的起色，日本仍未走出“失去的时代”。相比较，中国异军突起，率先复苏。
实力的变化不仅仅体现在物质方面，软实力的对比变化也在悄然发生。特别是鉴于在金融危机中的良好表现，许多国家开始更加关注中国的发展经验，“中国模式”魅力大增。
“相反，因为伊拉克战争和金融危机的爆发，让西方国家高举多年、自以为可以确保世界安全与繁荣的民主体制和市场机制这两杆大旗，不断褪色。”江涌表示。
因此，中国社科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宋泓分析说，随着中国与西方国家力量对比的此消彼长，一方面，西方国家遏制中国的能力就会降低，效果也会减弱；另一方面，中国发展对世界发展的影响力却在与日俱增。“如果说‘中国感冒了，世界都要打喷嚏’，那还有人愿意看到中国感冒吗？”他反问道。
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实力决定地位，地位决定影响”，这是当今国际经济治理体系中的基本特征。“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声音在很多国际事务中日渐不可或缺，许多经济层面的国际事务，若无中国参与便难有突破，这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在此背景下，国际社会对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期待日益看涨。”宋泓表示。
一个需要强调的问题是，当今国际的治理结构，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的主导下建立起来的，因此，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利益博弈中，总能为自己攫取最大收益。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够利用改变规则来控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从而更长时间地维持其自身的优势地位。
以美国为例，在危机之前，他能用别国的钱让本国国民超前消费；危机爆发后，他又能用别国的钱为本国的损失买单；危机后，他同样希望用别国的钱为本国经济恢复元气。
“金融危机之后，国际体系和规制改革取得部分进展，但是困局尚没有出现实质性改变。因此，当今国际关系的焦点仍是体系与秩序之争。”董漫远认为，在此过程中，“中国因素凸显”。
一方面，西方国家既要维持既得利益，又要使这个体系朝着对它们更有利的方向发展，因此“规范”中国因素就成为关键。另一方面，一场危机已将现有体系中存在的问题暴露无遗，包括新兴大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都强烈要求体系重塑，希望能修正现有体系的不足，并获得与自己实力和发展前景相匹配的地位，在这一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又大都需要借重中国因素。
就中国自身而言，受访专家指出，一方面，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中国进一步缩小了同世界主要经济体、主要大国的实力对比差距，具备了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多作用的能力和资格；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发展同国际体系的逐步融合，中国经济受国际环境的影响也愈加明显，而现有的体系和规制又存在着明显不公平、不合理、阻碍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因素，因此中国也具有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意愿。
因此可以认为，中国登上治理全球经济事务的中心舞台，是自身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对中国而言，更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如何在这个舞台上舞出最恰当的舞步。
“相比较曾经所主张的重新构建、建立经济新秩序，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无疑是更恰当、更务实的提法。”在刘军红看来，前者意味着推倒重来，而后者则是对现有体系的修正与完善。
“今日的中国，综合国力已今非昔比，但也不能认为就可以‘脱钩’。中国还要走开放型的经济增长道路，一种与世界相互信赖、相互依存、规则标准都相通相容的经济增长模式仍然必要。”
“而且，从现实条件来看，在全球化趋势下，短期内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能力来主导构建新的秩序。对中国而言，积极参与对全球经济的治理，是比较现实的选择。”
他还作了进一步阐述，尽管存在失衡的情况，但当今世界总体上仍处于一个动态均衡的状态下。在这种状态下，任何大的动作都可能对国际环境带来大的冲击和影响，采取“积极参与”这样一种微调的手段可以稳定外部环境。
董漫远也强调，中国希望和世界建立的关系，是一种互利共赢的关系，不是零和游戏，也不是对抗关系，中国在自身的发展中，并不是挑战当今的世界体系和国际秩序，而是在这个框架内，来构建和各国的合作。“现有的国际体系有积极的因素，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目的就是要把不如意的地方改正过来，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核心是确保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有平等的发展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