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财富重整有利经济结构升级 实现分配平衡
最后，对外经济结构出现新变化。一国的经济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本国资本的积累能力和资源使用效率。根据邓宁的投资发展路径(IDP)理论，一国的净对外直接投资，即对外直接投资与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差额，是一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函数。到达一定阶段时(人均2000-4750美元),进行投资阶段的转变就成为必然选择。而推动这一转换的关键是提高对外投资的收益率，促进本国资本竞争优势的形成。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盈余是衡量一个国家对外经济成熟度的重要指标。一般而言，经常收支持续保持盈余，贸易服务性收支缩小，所得收支盈余以及对外资产余额增加的情况表明一国正在向成熟的债权国过渡。比如，上世纪80年代后日本国际收支经常项目中的所得收支盈余超过贸易盈余，表明日本对外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已经开始从“商品输出为主”向“资本输出为主”转变，日本经济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实现财富增长与分配的平衡
下一步应立足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成果共享、增进和谐”的原则，打破“鼓励生产、抑制消费”的制度性约束，通过中国版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和收入分配等领域的深层次改革，启动终端消费，释放内需增长潜能，真正取得经济增长与福利增长、财富增长与财富分配之间的平衡。
在完善收入分配调节机制和收入稳定增长机制方面,将初次分配与二次分配视为有机整体,强化“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我国再分配机制的“逆向调节”问题较为突出，所以，深层次改革不仅需要从再分配环节即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总体水平及其合理结构入手，还要扩展到初次分配环节包括“工资、保险、福利”三位一体的薪酬体系和税制的改革；
在调整政府、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分配关系方面，加大国民收入向个人倾斜的政策力度，调整资本要素所得和劳动要素所得之间的比例关系，尽力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扩大并提高国有企业分红的范围和比例，全力解决国有企业经营性资本收益向居民转移机制缺失问题。在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方面，通过土地流转抵押、入股、融资,逐步调整城乡收入分配二元格局，使农民获得要素资本赋权。
此外，需推进垄断行业改革，放宽准入门槛，引进竞争机制，通过控制价格和税收调节垄断企业利润率，完善财产性收入增长的保障机制，降低税负，提高个税起征点，提高居民的长期收入预期，通过结构性减税，以减保增、以减促加。
财富分配比例失衡不仅成为经济结构失衡、内外需失衡的重要原因，也锁闭了经济成长阶段最重要的内需增长。因此，如何实现国民财富重整至关重要。
下一步应立足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成果共享、增进和谐”的原则，打破“鼓励生产、抑制消费”的制度性约束，通过中国版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和收入分配等领域的深层次改革，启动终端消费，释放内需增长潜能，真正取得经济增长与福利增长、财富增长与财富分配之间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