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从客观上促使我们加快我国经济发展战略转换的步伐。在全球贸易衰退或低速增长的态势下，中国业已建成的庞大产业产能再难以完全依赖国际市场来释放，依靠、提升国内需求使之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建立起常规的经济发展大国模式，似乎已成为基本共识。

农村边际消费效应高，提升内需的难点、重点和关键点均在农村

　　提升、促进内需有多种渠道、手段和措施，但农村地区需求水平提升缓慢，农村消费占国内消费比例与其人口所占比例极不相称，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短板”。回顾各国工业化进程，与工业化同步并进的便是城市化或城镇化，这是世界各国工业化发展的典型特征。如果说各级财政对基础设施的巨额投入是抵御国际金融危机的救急之策的话，那么不断提升国内需求水平尤其是农村需求水平将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农村边际消费效应高，提升内需的难点、重点和关键点均在农村。而农村消费水平的提高，关键又在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及在此基础之上的农民收入的提高。在当前落实“调结构、促消费”工作中，我省已经完全具备了适时加快城镇化进程尤其是珠江三角洲以外地区城镇化进程的诸多有利条件，应该抓住有利时机，大力推进，促进全省的平衡发展。

“双转移”战略为欠发达地区的城镇化提供了产业基础和机遇

　　目前我省正在实施的“双转移”战略，为欠发达地区的城镇化提供了产业基础和机遇。珠江三角洲产业的升级、产品附加价值的提高和通信交通条件的便捷，运输成本所占比例下降，降低了区位优势的的重要性，使得一般性的加工产业有可能又有必要向距离港口较远而土地等其他要素成本更为低廉的地区转移，人流、物流和资金流向欠发达地区的流动，提供了城镇化建设的基本要素，新型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引入，丰富了人们的生活内容，降低了农业生产生活方式向工业生产生活方式转变的难度。现在的产业转移普遍采用了“园区”模式，规模较大的“园区”加上必要的生活设施就成为一个新型的城镇，便于农民“离土不离乡”，就地就业。而对于珠江三角洲的城镇，应着力提高素质和水平，内涵发展，不宜再铺摊子。

曾经的偏差:在大都市、卫星城和农村城镇化之间摇摆不定致城镇化步伐迟缓

　　我省农业产业商品化程度比较高，人多土地少，客观上也有为农民找“出路”的要求。剩余劳力过去主要是外出打工，使得人口集聚于珠三角地区，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加大了改革和发展的社会成本。一些农村的村庄已经出现人口流失、发展凋零等“空洞化”现象，亟待整合，以稳定农村、农业和农民。剩余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既为农业集约化生产、规模化经营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提供了可能，又为新建城镇提供了必要的人口和劳力，使第二、三产业得以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从某一角度来说，就是农业生产的集约化和剩余农业劳力的城镇化，舍此，别无他途。一段时期以来，我们在农村城镇化的认识上出现了偏差，以大都市人均GDP较高为由，热衷于搞“国际化大都市”，在城市发展问题上推崇“东京”模式，全然不顾已经显现的“规模不经济”，在大都市、卫星城和农村城镇化之间摇摆不定，这是我们的区域发展严重不平衡、农村城镇化步伐迟缓的一个重要原因。广州某大型石化项目选址的西迁，使我们看见了科学执政之新风。借农村城镇化之机，缩小区域发展之差距，可谓一举多得之大事。

城镇化要因地制宜，突出特色，不搞统一模式

　　城镇化建设，宜采用我们行之有效的政府规划主导先行、政策和市场引导相结合模式。在充分论证、规划公示前提下，充分发挥民间资本的灵活性、积极性，以民营经济为主进行建设。对已经不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行政区划，要及时进行调整，使之符合农村城镇化的要求。

　　农村城镇化，还必须在经济功能区划分的框架内来完成，因地制宜，突出特色，不制定统一指标，不搞统一模式，不搞统一考核。如果我们把一个个小城镇看作是一个个经济体，那么这些城镇的竞争力和生命力就在于特色发展、错位发展和差异化发展。出口导向加上农村城镇化的拉动，两个轮子将使得我们的经济列车跑得更好更快。（杨小川 作者系广东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