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联文化寻根

对联是我国文化的一枝奇葩。她深深植根于中华大地，阵阵散发出特有的清香。她的形成不是偶然的机遇，而有着深层的民族文化底蕴。本文试图从民俗学、美学和哲学的三个角度对其产生根源作一力不从心的寻探。

桃文化的产物

　　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无不受其所处地理环境的影响。在地理环境中，与上古人民生活关系至密的植物，必然引起其民族崇尚，产生一定的文化，即植物文化。日本“照叶树林文化带”理论认为：某一植物在世界各地都有分布，但某地分布最集中，那么此植物的原产地当在该地，相应的植物文化也会密集于该地。根据这一理论，那么，我国的植物文化应该是桃文化。

　　我国人民对于桃树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这是因为桃起源于我国。我们的先民受到了它那甘美香甜果实的恩赐，备收疗饥解渴之效。我们从《诗经》、《山海经》等古籍中可看出先民们对桃的厚戴和礼赞。桃树以其灼灼美观之花，鲜美可食之果和疗效显著之仁，给我们先民留下了吉祥之物的深刻印象。于是，它就成了美满、幸福、喜庆、丰收、繁荣、昌盛的象征，由此而产生了种种的联想和美谈。你要长寿吗？非吃仙佻不可，寿星与仙桃结下不解之缘；你说女子漂亮吗？那便用“人面桃花”；你形容学生多吗？用“桃李满天下”好了；你说理想的社会境界吗？有，那是“桃花源”。其它诸如“桃花公主”、“桃花庵”、“桃花扇”、“桃花妆”、“桃花汛”、“蟠桃会”、“小桃红”、“桃园三结义”、“桃花江”、“桃叶渡”等等。至于用桃来给女子起名字和给其它果树命名（如猕猴桃、樱桃、核桃等）就更为人所共知了。
这里有专门谈述一下“桃符”的必要。为什么要把符画在桃木板上？我们可能不大了解古人的天真烂漫之心。在原始人看来，疾病和死亡等灾祸来于超自然力量，即有邪鬼作祟。桃既能充饥治病，被崇拜为吉祥之物，那就必然具有一种驱邪镇鬼的神力了。基于这一思想，桃茢（一种用桃枝和桃叶编成的驱邪扫帚）、桃弓、桃戟、桃印、桃芟、桃橛（桃木钉、桩）、桃符等系列产品就应运而生了。

　　全民性的春联之初，迄今公认为起于明初。为什么要用红纸取代桃木板，目前尚未有科学的解释。依笔者推断，用红纸代桃木，有两个客观原因。一是由纸的普及和廉价远超过桃木。对于人口密集桃树稀少的都市和城镇居民来说，尤有以纸代木的迫切要求；二是从题联的效果来看，纸比木板更为方便和灵活，人们自然就要弃繁从简了。至于纸用红色的因由，笔者有三种推测：一是桃花呈红色，故用红纸来代替；二是红色是血色，血色是生命的象征，系吉祥之兆；三是明王朝统治者姓朱（朱即正红色），尚火德（火亦红色），故用红纸为联遍贴之，以示中国是朱明天下，以期达到维持其长久统治的目的。三者要么是居其一或居其二，要么是兼而有之的巧合。至今我国民俗中仍以红纸、红布、红绳、红旗、红花来示喜庆、吉利，以除病灭灾，与春联的旨趣应该是一脉相传的。

　　桃文化民族心理的突出优点是积极的人生态度和甜密的理想主义，其伴随而来的缺点是祈祷的迷信因素和梦寐的虚幻色彩。透过春联，我们看到了桃文化的延续，看到了一个饱经忧患而又永远憧憬未来的悲壮民族形象。

追求美的结果

　　事物的排列整齐和两两对称，是美的一种体现。以骈为美，应该说是人的一种正常审美观念。一字一音一义（具体语言环境下的一义），是汉字的显著特点，自然是其能够排列整齐，达到骈俪之美的得天独厚的条件，对联正是我们民族因势利导充分发挥汉字之长，追求语言形式美和音韵美的一大发明创造。对偶句从我国有文字记载就已出现，在《周易》、《尚书》、《诗经》、诸子等许多先秦典籍中就屡有所见。有意的运用排比与对偶，从《战国策》和汉赋初见端倪。着意以对偶成句，到南北朝的骈文已臻顶点。骈文的特点是：字句整齐，音韵铿锵，对仗工切，形声皆美。骈文的兴盛又影响了诗歌创作。就在南北朝的齐、梁时期，谢脁、沈约等一代诗人，把自魏以来李登《声类》等一系列音韵学的研究成就运用到了诗歌创作，创造了“永明体”，标志着我国诗歌开始从比较自由的古体诗向格律严谨的近体诗过渡，尽管“永明体”的成就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不高，但在对联史上却有不容忽视的地位。我们联界，应永远铭记沈约等人的奠基之功。到了唐代，我国格律诗定型。它的显著特点是讲究平仄和联句对仗，于是，颈颔联的对仗工稳，成为衡量诗歌艺术水平高低的一条重要标准，能否对仗，成为诗人作诗的一个必备的基本功。因而对仗、联句之风在诗风鼎盛的唐代就盛极一时，历代诗话中留下了许多引人入胜的趣谈。只是这时的联句，是诗的附庸，写联的目的是为了写诗罢了。因此，我们可以说对联与格律诗是同胎而生，一体而存。诗联一家，是毋容置疑的事实。

　　对联之所以能够摆脱在诗歌中的从属地位，单独出现于墙壁案头，跳上桃木之板，是其美的显现，是人们对其厚爱的必然结果。既然一个名角可以在一台戏中大显身手，那为什么不能在一个宴会上即席清唱、独领风骚？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文学艺术正是依其美而发现自身存在的价值，依其美而获得脱颖而出、独立门庭的地位。对联何尝不是如此？美是客观存在，但美不是孤立的。美的联句要用美的书法来显现，才可谓白璧无瑕、相得益彰。在这里语言艺术与书法艺术水乳交融，成为一体了。同时，美的山水，美的建筑，美的环境，也要艺术美来陪衬，来渲染，故对联与名胜古迹也结下不解之缘，可谓风景、联句、书法、“三美”并存了。《红楼梦》写道：“诺大景致，若干亭榭，无字标题，任有花柳山水也断不能生色”，这无意中说明对联产生于人们爱美、造美的需要。

阴阳观的体现

　　如果说十字架象征着西方文化的话，那么太极图则象征着中国文化。太极图是阴阳观的绝妙图解，远在古代，我国思想家就用阴阳即正反方面的概念来解释事物的对立与统一。《老子》认为“万物负阴而抱阳”；《易传》的作者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学说，把阴阳交替看作宇宙万物的基本规律。阴阳学说作为一种哲学思想，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于东方的艺术、医学和体育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对联作为中国文学艺术，自不例外。

　　“对联”一词的构成本身就是阴阳观的极好体现。对联、对联，既对又联，对即对立，联则统一。这能说是一种偶合吗？再从对联创作的实践来看，阴阳观也在潜移默化地起着作用。对联的构思离不开联想。联想就要“收视反听，耽思傍讯”（陆机《文赋》），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和把握事物，就要既谋其偶（对）又求其同（联）。所谓谋其偶，就是寻找与其可以在内容上与音律（平仄）上成对、成双的另一面，由生及死，由男及女，由明及暗，由风及雨，由南及北，由红及绿，由易及难，由有及无……所谓求其同，就是要充分考虑到成对事物的词性和类别的相同，求其整体意义的关联和一致。如“水因善下能成海；山不矜高自极天。”一联，就是由水想到山，由海想到天，由下想到高，这些都是内容相对，平仄相对，相对的双方同是名词或形容词，即词性相对，又同是自然现象或表示方位，即类别相同。从阴阳观而育，表现了对立统一；从系统论而言，表现了整体性，因此它是一副名符其实的对联。

　　强调事物的平衡与和谐，是我国古代阴阳观的精髓所在。阴阳观认为自然、社会以及人体自身的灾祸、混乱、无序、疾病等种种现象，都是阴阳失调、失去平衡的结果，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和途径是协调和理顺。常言所说的文武双全、刚柔相济、张弛并用、劳逸结合便是平衡与和谐的标志。《诗经》中“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关关”二字，被解释为“雌雄相应之和声”，可以说这个和声便是阴阳协调的写照，亦可以说是对对联的妙喻。字句整齐、音调铿锵的对联，即是平衡与和谐的反映。平衡与和谐是福、也是美。古代的阴阳观与民族的祈福心理、审美观三者有机地渗透在一起，福、美、谐浑然一体，构成了产生我国对联的民族文化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