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盾：中国的渔业
伴随新中国六十年的发展历程，我国渔业取得辉煌成就，从一个可有可无、拾遗补缺性质的副食产业，成为大农业中增长最快、最具活力、贡献较大的支柱性产业之一，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产业。尤其是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通过政策指引、科技支撑和市场拉动，走出一条“以养为主”的中国特色渔业发展道路，水产品总产量和出口量雄居世界首位。我国渔业积极探索并自觉实践科学发展观，率先引入并成功构建市场经济体制，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并引领世界渔业发展方向，逐步树立“负责任的渔业产业”地位和“负责任的渔业大国”形象。
负责任的渔业产业，为国家粮食安全提供重要支撑
上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主席曾经提出“三山六水一分田，渔业大有可为”。我国有浅海、滩涂2亿亩，内陆水域2.6亿亩，还拥有辽阔的海洋资源，发展渔业的自然条件十分优越。渔业具有不与人争粮、不与粮争地的特点，是解决食品供给、改善饮食结构、提高营养水平的重要产业。新中国成立后，用三年时间恢复生产能力，1952年全国水产品产量达166万吨，到1978年全国水产品总量达500万吨，是建国初期的十倍。前三十年的徘徊曲折发展，成就仍不容忽视，渔业产业的增长速度高于大农业中的其他产业。
改革开放初期，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及消费需求的提升，要求解决“吃鱼难”的呼声日益高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久，国家水产总局于1979年2月召开全国水产工作会议，国务院在批转这个会议的报告（国发［1979］119号）中指出，水产是国民经济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要求各有关部门积极支持渔业生产。此后几年鱼塘承包和捕捞业的生产责任制逐步推广，大大激发了渔民的生产积极性。1985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放宽政策、加速发展水产业的指示》（中发［1985］5号文件），是新中国成立后个指导水产工作的全面性、纲领性文件，提出“以养殖为主，养殖、捕捞、加工并重，因地制宜，各有侧重”的方针，要求像重视耕地一样重视水域的开发利用。“5号文件”的贯彻执行，对我国渔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从此步入“以养殖为主”的快速发展轨道。
2008年我国水产品产量4896万吨，是1949年的108倍；人均水产品占有量
渔业产业的快速稳定发展，不仅很快就解决了“吃鱼难”问题，极大地丰富了城乡居民的“菜篮子”，而且已经成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支撑，成为稳定市场供应、平衡农产品价格的重要环节。渔业经济的贡献，可能超出一些人的想象。上世纪八十年代，曾经担心“谁来养活中国？”的美国生态经济学家莱斯特·布朗，2008年接受中国媒体专访时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水产养殖业的发展是对世界的一大贡献。可以做一个大胆的假设：如果缺少了这近五千万吨的水产品供应，东南沿海以水产品为主要动物蛋白消费的居民，将如何做出消费选择，改吃肉食将需要多少饲料转化？大中城市的餐饮企业又将面临怎样的打击？率先推行市场化改革，完善的水产品市场体系建设，以及水产品的长期安全有效供给，保持了供求关系的基本平衡，保持了水产品综合价格的长期稳定。水产品价格从未出现过大起大落，这对平抑农副产品价格、稳定市场发挥了积极作用。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要，水产品质量安全事关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进入本世纪以来，农业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有关部署，认真贯彻《农产品质量安全法》，高度重视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全国渔业系统扎实推进水产健康养殖，全面强化水产品质量管理，积极构建标准化生产体系、产品检验检测体系、质量安全监管体系，连续多年开展科技入户、科学用药、科技下乡和创建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活动，推进渔业增长方式由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总体来看，全国水产品质量安全的可信度较高，农业部及相关部委每年组织的产地或市场水产品质量检测，合格率都在95%以上，水产品消费从未发生影响面较广、后果较严重的消费事件。
负责任的蓝色农业，以维护生态文明为立业之本
渔业产业是以天然水域和天然水生生物资源为依托的产业，具有资源依赖性，被喻为“蓝色农业”。养护生物资源，保护水域环境，维护水域生态文明，是这一产业的立业之本。发展渔业经济，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必须坚持资源节约、环境友好、质量优先的原则，必须坚持资源开发利用与养护相结合的方针，必须坚持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必须坚持以促进和维护生态文明为前提。
随着天然水域的生物资源日趋衰退，压缩捕捞强度、加强捕捞管理成为工作重点。1995年，国务院批准首次在东海、黄海实行休渔制度；1999年休渔范围扩大到渤海、黄海、东海、南海等我国管辖的海区，涉及沿海11个省区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每年有11万多艘渔船、上百万渔民，实行为期两个半月至三个月的伏季休渔。从2002年起开始实施长江禁渔期制度，又有数万艘渔船在三个月的禁渔期内，被禁止在长江干流、主要支流和通江湖泊捕捞作业。上述两项制度，是我国在渔业资源管理方面覆盖最广、影响面最大、管理任务最重的保护管理措施，取得了良好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在国际社会产生了积极反响和高度评价。国内其他重要河流和湖泊也纷纷设立休渔、禁渔制度。
我国还严格实行渔船“双控”制度，控制并逐步压缩捕捞渔船数量和渔船功率总数，引导部分渔民群众转产转业、退出捕捞。1999年提出实施海洋捕捞“零增长”计划，2002年确立“十五”期间“负增长”目标，使各地真正树立保护渔业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保持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摆脱长期以来“以产量论英雄”的思维模式，注重渔业经济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
另一项重大举措，是大规模开展增殖放流活动，使得限捕与增殖“双管齐下”。进入本世纪以来，每年增殖放流各类鱼苗超过100亿尾（粒）。2006年2月颁布的《中国水生生物资源养护行动纲要》（国发【2006】9号），从国家层面和战略高度提出了水生生物资源养护工作的重要性，全国各地随之掀起增殖放流的热潮，2008年共增殖放流197亿尾（粒），2009年超过250亿尾（粒），尤其是放流中华鲟、海龟等珍稀水生野生动物的行动，引起广泛关注，许多社会力量参与到水生生物和水域环境保护行动中来。全国建有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区140多个，有效实施水生生物物种资源的保护。
在水产养殖领域，养殖自身污染是制约产业健康发展的因素之一，必须高度重视。我国积极推广生态健康的水产养殖模式，加强养殖投入品的规范使用和管理，逐步减少直接使用小杂鱼等生物饵料，在港湾和湖泊水库等敏感水域减少网围网箱投饵养殖，发展生态型、环保型、节水型渔业。通过水域滩涂养殖规划，科学确定养殖区域，发展规模、生态布局和养殖容量，真正实现“又好又快”发展。水可以养鱼，鱼也能养水，蓝色农业建立在鱼水共欢、人与自然和谐的基础之上。当然，外源污染导致鱼类死亡、渔民养殖受损的事件时有发生；工程建设侵害水域环境的现象普遍存在，希望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
渔业是高风险行业，安全生产意义重大。近些年加大了渔港等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农业部广泛组织开展“平安渔业”建设，提高应对自然灾害和水上突发事件中的能力，支持渔业互助保险事业的发展，可以说，与三十年、六十年前相比，我国已经构建了比较完善的海滩救助和灾害防御体系，渔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系数大大提升，保持了渔区社会的和谐稳定。
负责任的渔业大国，引领世界渔业的发展方向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从事渔业生产的国家，传说七千多年前伏羲氏部落已经结网捕鱼，范蠡所著《养鱼经》距今已有2500年历史，我国农民所创造的桑基鱼塘、稻田养鱼等传统养殖模式，以及沿海渔村丰富的渔业文化，都对世界渔业文明做出了历史贡献。但是长期以来，我国并不是世界捕捞大国，水产养殖也一直停留在天然苗种放养阶段，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我国几代渔业科学家的艰苦努力，相继攻克了“四大家鱼”及多种海、淡水养殖品种的人工苗种繁育技术，实现了由传统捕捞和天然养殖向人工养殖、耕海牧渔的历史性巨变，完成了其他农业产业千百年才完成的生产方式变革。
可以说，新中国农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中，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用一粒种子改变了世界”，而渔业科学家群体“用几十项人工繁育技术改变了世界渔业史”，当可相提并论。这些科研成果的推广应用，使得“以养殖为主”的方针真正落到实处，1988年我国水产养殖产量首次超过捕捞产量，成为世界上养殖产量超过捕捞产量的国家，目前养殖产量占水产品总产量的70%。近三十年来全世界水产品增量中有一半来自中国。最近几年，世界渔业大会，世界水产养殖大会，世界鲟鱼大会，世界对虾大会等一系列的国际会议在中国召开，世界各国高度关注中国渔业，学习引进中国的养殖技术，我国也为发展中国家培训了大批水产养殖技术人员。
我国发达的水产品，以及现代化的加工水平，为全球消费者提供越来越多的优质水产品，自2002年起成为世界水产品贸易大国，每年输出数百万吨水产品。2008年水产品出口额106亿美元，是1978年的40倍，水产品出口额多年位居大宗农产品出口额首位。我国积极参与公海渔业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远洋渔业虽然起步较晚，也已经跻身远洋渔业大国行列。我国还是世界水产品来（进）料加工贸易的主要基地，在国际市场分工中占据重要地位。每年一度的“中国国际渔业博览会“已成功举办14届，成为全球渔业贸易与合作的盛会。
中国较早签署《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先后与有关国家签署13个双边政府间国际渔业合作协定、6个部门间渔业合作协议，加入8个政府间国际渔业组织，参与13个多边国际组织有关渔业的活动，在国际渔业事务中的作用和影响力显著增强。我国3万多名渔政人员，不仅肩负着沿海与内陆水域繁重的执法管理任务，而且把认真履行中外渔业合作协定、专属经济区管理、涉外渔业管理、维权护渔等作为重要使命。我国还先后与美国、俄罗斯、韩国、越南等国开展渔业联合执法，有效维护了区域渔业生产秩序，树立起负责任渔业大国形象。
(作者系：农业部副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