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努力培育内需导向型经济区 推进人口城市化调整城乡结构

　　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中国经济结构的问题日益凸显，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得到决策层、经济界和业界的一致认同。为什么需要调整经济结构？该采取哪些措施来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就此，本报专访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秘书长杨伟民。

　　危机凸显经济四大缺陷

　　问：您曾在多种场合提出，中国经济结构面临重大调整。为什么需要调整？

　　杨伟民：国际金融危机给我国经济带来前所未有的困难，也使我国经济结构长期以来存在的深层次问题进一步显现，并在相当程度上放大了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当期影响。

　　一是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外需。长时期过度依赖外需带动增长，就会形成刚性的、适应外需的经济增长内生机制、产业结构、营销网络、品牌战略、技术模式甚至经济体制。当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或本币升值等导致出口竞争力减弱时，经济持续增长的循环就容易被打破。不仅容易陷入中长期经济衰退，而且会带来失业增加等社会问题。

　　二是城市化不彻底。农民工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为我国30年的高速增长做出巨大贡献，但当金融危机到来的时候，受伤、伤害最重的却是他们。农民工问题产生于我国城市化政策的不彻底，产生于只允许农民工进城就业、不允许农民进城定居的“半城市化”政策。

　　三是服务业比重偏低。许多服务产品仍处于短缺状态，公共服务更是供给不足，服务贸易多年逆差。这些都制约着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既间接地加大了资源环境的压力，也不利于缓解就业压力。服务业滞后,也使我国的交易成本居高不下，为保持国际竞争力，不得不在压缩制造成本上下足工夫，压缩制造成本又不得不把功夫放在劳动者身上，这又带来了收入分配不合理，消费不足等更大的问题。

　　四是对可持续发展理解不全面，只是当作人口控制、生态建设、资源保护、污染治理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等几条单兵作战的工作，缺乏统筹兼顾。从根本上解决资源环境问题，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需要树立经济、社会、生态三者之间空间均衡的理念和原则，同时考虑经济、社会、生态的平衡，并把三者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而不是经济，兼顾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要看到我们的“比较劣势”

　　问：经济结构将进行怎样的调整？

　　杨伟民：一是扩大内需，调整需求结构。增强中国经济机体的免疫力，调整经济结构，必须增强内需主要是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这应该作为今后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和经济政策的重要出发点。要全面把握对外开放的内涵。我们需要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继续扩大开放，但扩大对外开放，并不意味着必须无限度地扩大对外贸易的规模；要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准确把握在经济全球化大趋势下我国产业的定位。既要把握我国劳动力多、劳动成本低的“比较优势”，也要把握我国水资源、能源资源和矿产资源十分短缺以及生态环境承载力低等的“比较劣势”；要努力培育内需导向型的经济区。这样，当外部环境发生短期变化时，才能“东方不亮西方亮”，外部环境的影响程度就会减弱，增长的稳定性就会增强。

　　二是推进人口城市化，调整城乡结构。扩大内需，解决发展难题，必须在继续高度重视解决“三农”问题的同时，实行积极的、彻底的城市化政策，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积极的改革措施，积极解决农民工定居，也就是人口城市化问题。

　　三是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要遵循不同国土空间的自然属性，构建国土空间开发的“三大战略格局”，即以大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的城市化空间的战略格局，以基本农田为基础的农业空间战略格局，以重要生态功能区为主体的生态空间战略格局。

　　四是加快发展服务经济，调整产业结构。加快服务业发展的根本措施是加快和深化改革，破除妨碍服务业发展的观念障碍、体制障碍和政策障碍，大力推进服务业的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和国际化。

　　调整经济结构任重道远

　　问：目前进行结构调整有哪些障碍需要克服？

　　杨伟民：目前这种过于依赖出口、过于依赖投资、过于依赖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增长模式，使得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越来越低，制约着居民消费的扩大，这是国民收入分配不合理的机制性原因。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收入分配的秩序很不规范，一些垄断行业依靠垄断地位获取的高额利润相当一部分转化成本系统的高工资和高福利，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分配制度和约束机制还不健全，对高收入者的调节力度和对低收入者的保障力度都还欠缺。这些，也是扩大居民消费的障碍。当然，要想改变这种状况，还需要一个过程。

　　产业结构方面的部分产业的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以及资源环境方面的部分地区生态退化、环境恶化、能源不足、水资源短缺、交通拥挤等，与地区经济增长的模式及其背后的政绩考核、财税体制密切相关。

　　分税制改革取得了很大成效，但不完善。财政支出规模与财政收入规模挂钩，与人口规模挂钩不紧密；中央财力集中后，本应更多地采取均衡各地区财力的均衡性财政转移支付，但现在更多的则是专项财政转移支付。这就使得一些基层政府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支出得不到有效保障，甚至公务员的工资都低于其他地区。这就促使一些地区，不得不通过卖地、通过发展工业等增加财政收入。

　　从根本上解决重复建设、产能过剩等问题，必须在深层次上解决这些体制性问题。而解决体制性问题，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调整，因为，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是一个过程，需要统筹考虑、综合施策，把其中的障碍一个个地逐步拆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