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经济”模式再定位
2012-06-11 来源：浙江日报 点击数：1348
郡县治，天下安。自古而今，县域始终是中国政治经济体系和社会系统中最基础的层次和最基本的单元。
作为改革开放的弄潮儿，浙江从一个“资源小省”一跃成为“经济大省”，县域经济功不可没。数据显示，2011年，浙江省GDP总量3.2万亿元，其中县域经济总量占了三分之二强；在全国百强县中，浙江独占27席县域经济成为了浙江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动力源泉。
浙江的县域经济是在改革开放年代和计划体制框架中发展起来的，契合了当时经济社会阶段性发展的节点。上世纪80年代，在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初期，浙江省大胆放权，坚持“省管县”财政体制，并通过连续四轮“强县扩权”，使“省管县”体制由财政体制逐步拓展到经济社会管理体制，推动了全民创业，使得县域经济的星星之火迅速燎原。
然而，任何一种经济发展模式都是与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相适应的。随着县域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它在资源配置、整合能力方面的局限显露，诸如金融、技术、人才和市场、土地等各种问题就逐渐暴露出来。这时，就需要跳出县域的范围，从更宽视野、更高层面来统筹、配置市场资源，进而实现经济发展与资源配置的耦合。
当今世界，与经济全球化紧密相伴而来的是区域经济一体化；而且，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越高，这个区域的综合竞争力就越强。
2012年，“金义都市区”的提出、实施，成为浙江区域经济发展进程中一个引人注目的大事件。对此，一般论者的共识是，“这里将成为浙江第四大都市区，成为带动浙江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但是，如果我们放在县域经济发展的参照系中去观察，金义都市区更是突破现有县域经济模式种种局限的一次有益突破。
参照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人口1000万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能量级，它的资源整合配置能力处在一个的状态。从金华的层面来看，经过近十年来的快速发展，当前金华的市域总人口接近1000万（包括流动人口），全市生产总值已经超过2447亿元，正站在一个突破发展的节点上。如果依然停留在县域经济层面，就会造成资源调配的效能低下，区域综合竞争力提升缓慢，掉入“规模不经济”的泥淖。
从金华区域范围来看，义乌商贸业发达，其他县市制造业有一定基础，义乌县域商贸业与金华市域制造业之间是相互联动、相得益彰的。义乌市场的发展，是踩准中国宏观经济发展节点、创新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则是得益于金华市域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给予了义乌商贸业以强有力的产业支撑。统计数据显示，义乌中国小商品城7万余个商位中，金华地区占72.21%；市场170余万种单品中，来自金华市域的商品比重为32%，市场集聚了周边兄弟县市的优势制造业。与此同时，义乌商贸业发展也带动了周边县市的制造业提升，解决了上百万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尽管如此，发展到现在，义乌正面临着“成长的烦恼”，土地、资金、人才等资源要素制约非常突出，在现有的县域资源配置框架之下，挖潜空间障碍重重。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义乌目前是65公斤级的举重冠军，但是要更进一步，如果要谋求80公斤级的举重冠军，那就必须“增重”，需要从整个金华市域的层面来配置、整合资源。当然，相对应的是，金华市域制造业也需要有一个贸易平台，来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因此，“金义都市区”的提出，契合了这种需求，有利于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县域经济的发展模式有与其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需求。对此，学界已经做出积极回应，南开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就县域经济的可持续模式和适应性条件展开调研，并从理论层面提出一系列课题：作为浙江县域经济发展经验，“省管县”的体制是否依然适用？在东部地区，是否要用一种新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来取代原有的县域经济模式？而在实践层面上，国家层面的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配套改革试验区已经开始积极尝试。
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金义大都市核心区建设能够尝试突破现有的县域经济藩篱，在区域范围内实现要素集聚，那不啻为一次有示范意义的重大突破。